毛泽东生前多次评曹操，还说过“我的心与曹操是相通”的话，但他从未讲过自己评曹操的真正用意。

在毛泽东评曹操的那个时候，社会上的人们普遍对曹操存有偏见，戏剧里演的曹操是奸雄，老百姓也普遍认为曹操是历史上的坏人。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认为曹操是大英雄。

他写过这样的书法手迹：“天下英雄，惟史君与操耳。”他手书过曹操的《龟虽寿》，在他自己写的诗中，也提到过“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

他还多次公开称赞曹操。1954年夏，毛泽东在北戴河吟诵曹操《观沧海》一诗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曹操是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个了不起的诗人。”“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那时黄河流域是中国的中心地区。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些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那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所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毛泽东虽然评价过许多历史人物，但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如此频繁地评价一个特定历史人物——曹操，他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毛泽东重评曹操的良苦用意

纵观毛泽东评曹操的言论可见，他评曹操的时间集中在50年代，特别是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正是在当时中国发生不少重大政治事件、而中国对外关系也有重要改变的情况下，评说曹操的。他评曹操是有所指的。那么，他指的到底是什么？

众所周知，1957年中国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反右运动。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毛泽东决定：全党全国“从1958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在技术革命方面。”显然，他认为，到1958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搞建设了。

但是，一方面，反右派斗争的震动实在太大了，不可能在短期内立即平静下来，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中国共产党想要平静下来搞建设，国内外敌对势力却要大做文章。在国外，帝国主义借我党反右之事，恶毒攻击我国的经济政治制度和知识分子政策。苏联对我国反右斗争也冷眼旁观、冷嘲热讽。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则攻击毛泽东为殷纣王、秦始皇、曹操，共产党的政策是独裁、专制，反右是镇压知识分子。不仅如此，蒋介石集团还借此后我国发生的一些事件连续作文章。1959年他们看到我国大跃进中发生失误，党内也出现意见分歧，以及西藏发生叛乱，便积极“策进”“反攻”大陆。在香港的所谓“第三种力量”，也对中国共产党加以攻击，其中过去与中共合作过的一些人士也对我党颇有微词。在国内，知识界有一些人也对反右斗争有看法。

50年代末，真是多事之秋。1957年反右之后，紧接着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又发生了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的事件。之后，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国内外政治状况，并且想得很多。他把反高饶、反冒进、反右、反对彭黄张周的斗争联系起来，进而联系匈牙利事件，做了很深的思考。

他认定，在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无产阶级仍然面临着与资产阶级的严峻斗争，斗争对象包括那些“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的“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基于此种把握，他十分看重反右派、反右倾等一系列斗争，又把中国国内、党内发生的上述一系列政治斗争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是与中苏两党关系联系起来。他十分注意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认为苏共一些领导人从1959年起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攻击，是“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等组织了“一次反华大合唱”。

毛泽东除了正面阐述这一道理外，更重要的是借古喻今，讲共产党必须要用专政、集权的方法，同社会主义的敌人和国内外恶意反对共产党的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

毛泽东借古喻今的重要内容就是评曹操

在毛泽东多次评曹操的言论中所包含的核心观点之一，是认为曹操利用集中在手中的权力，改革恶政、推行法治、提倡节俭、稳定恢复发展了社会。曹操是天下大乱时期出现的“非常之人”、“超世之杰”，是“代表正义一方的。”总之，他认为曹操“不坏”。

翦伯赞在1959年2月发表的《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一文中，仅仅局限于对曹操政治家、军事家、诗人品格的评价。毛泽东看后指出：曹操的功绩在于结束汉末豪强混战的局面，为统一铺平了道路。而历史上的曹操之所以能够建立这一巨大功绩，就是依凭他手中集中的政治、军事力量并且杀伐决绝。对立面不是骂共产党搞“专制”、没有“自由”吗？毛泽东就从评曹操这一特定历史人物的角度告诉人们：无产阶级就是要讲专政。依靠这个专政，才能保证国家的统一，才能稳定和发展社会。

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是反对封建之“正统”。他评曹操反“正统”，是与他强调创建中国社会主义“独特性”、“高速度”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毛泽东评曹操、反“正统”的观点，在1954年和1957年就多次坦露过。1954年，中国制定第一部宪法时，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强调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此后他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提出了借鉴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观点。当时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脱出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

他为曹操翻案，就是要翻“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中共八大确立了一系列带有独特性的社会主义原则，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走独特的道路，要“独立自主”的讲话。到了1958年和1959年，毛泽东尝试通过“三面红旗”探索中国社会主义的“独特性”和“高速度”时，评曹操的话更多。此时他评曹操，除增加了赞扬曹操“懂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注意发展生产，为统一祖国作出了贡献等内容外，有两个突出之点：一是提高了对曹操的评价，认为曹操不仅不是坏人，是代表正义的，而且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二是集中批判了封建正统观念，他不仅反复地讲：说曹操是奸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而且强调：我们党不能继承朱熹的正统观念，而应当继承“司马迁的传统”。

十分明显，毛泽东谈到的要反对“正统观念”是他当时评曹操时所要表达的重要核心观点。他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达这一核心观点的。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根本的任务，是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又不能模仿苏联，要走自己独特的路。我们党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中后期所制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实际上都是围绕此点进行的。对这一历史过程，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作过概述，并且号召全党下定决心，用第二个十年时间找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固有的规律。”中国共产党要走中国独特的道路，恰恰是当时的苏共所不能容忍的。苏共历来以社会主义“正统”自居，“老子党”和社会主义建设“样板”的观念十分浓厚，曾对以铁托为首的南共探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道路大加挞伐。后来苏共与中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发生分歧，原因当然很复杂，但不可否认，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苏共认为许多共产党脱离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样板”，不大听“老子党”的话了。他们尤其对中共高举”“三面红旗”表示不赞成、不理解。当时的苏共领导人对中共进行的全面指责、全面否定，实质上是他们继承了斯大林时期就存在的“老子党”和社会主义“正统”的观念，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们这样做，不仅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不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且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这正是毛泽东所不能容忍之处。

毛泽东当时所坚持的，无疑是对的。毛泽东当时评曹操，反“正统”，一方面是借此表达他反对苏共以“老子党”、社会主义建设“样板”、“正统”自居，压中国共产党的心境，而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毛泽东借此启发全党要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苏联，坚定探索中国独特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邢金亮 霞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