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曾说：“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然而，事变后，“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后共同商议”。因此，张学良在接到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发给他的“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的电报后，高兴地说：“他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然而，周恩来到西安代表中国共产党去处理事变善后时，肩负的是何等艰难的一副重担啊！如果没有一身是胆的英雄气概，如果没有孔明再世的智慧，如果没有一颗一切为了中华民族的赤子之心，这副重担不仅担不起，可能还要搭上自己的性命。西安事变后仅仅3个多月时间内，周恩来在延安至西安之间的4次历险足以见证他的大智大勇和为国为民的无私奉献。
　　雪地飞马到肤施
　　周恩来临危受命前往西安时，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当时的党中央设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交通不便。张学良只能派自己专机到肤施（延安）接人。保安到肤施的路程有85公里多，陕北山高水险，又值隆冬，夜长昼短，肤施附近只有我方小股游击队活动，肤施城内驻有肤施、安寨和保安3县民团，共有1500多人的武装。
　　周恩来去西安，任务重，时间紧，速度要快，只能靠骑马。为了防止土匪、民团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派了一小队骑兵做掩护。12月14日一早，周恩来从保安出发，朱德将一条俄国产的红色毛毯塞到周恩来的坐骑上。这时，天公不作美，下起了鹅毛大雪，只有周恩来那条红毛毯，像一团火焰，随着崎岖的山路一闪一灼。当天只走了40公里，天黑时不能冒险夜行，在安塞县城西边的一个小村子里的土窑洞里过了一夜，15日早饭后继续向南行军，一直到下午5时左右，才马不停蹄地赶到肤施城北门外的蓝家坪。
　　周恩来一行虽然重任在肩，却不能轻易进入肤施城，因为那会很危险。这时，周恩来得知，当天中午曾有一架飞机降落在东郊机场，因为没接着人又飞回去了，究竟何时再来，来不来都是个未知数。周恩来果断决定：等明天天明，再骑马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那里驻有东北军，让东北军用汽车送他去西安。
　　是夜，雪虽停了，但天气阴沉沉的，寒风刺骨，晚上夜营时，除了周恩来随行警卫人员外，还特意让王春圃（即江华）率领的一支红军游击队赶来帮助做周恩来宿营地的安全保卫工作。
　　16日一早，周恩来一行冒着寒风，策马西行。天寒地冻，马蹄不住地在冻地上打滑，人马随时都有跌下山涧的危险，所以行进得很慢。当他们绕过肤施城，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越几道山沟，来到杜甫川时，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间，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周恩来仰天一望，马上反应极快地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于是，他们调转马头，不顾危险，打马急行，很快又赶回到肤施城郊。然而，由于民团的阻拦，他们无法直接去东郊机场。于是，周恩来就让随行的张子华以“南京派来的与中共谈判的代表”身份，拿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条，由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陪同先进城找到肤施县县长高仲谦，让他下令民团不要阻拦。这样，周恩来一行才得以催马赶往东郊机场。这时，驻肤施城内的民团惶恐地喊：“红军冲过来了！”城内外顿时乱了起来。幸亏随飞机而来的张学良秘书刘鼎（中共秘密党员）对高仲谦说：“不准开枪。否则发生问题要你负责！”高仲谦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周恩来一行这才从南山绕过去赶到机场。
　　周恩来的随行人员多，飞机坐不下，可是到西安事情多，任务重，又不能减少人员，只好让龙飞虎和杨永保两人躺在飞机的行李舱里随他去西安。
　　因为来接周恩来的这架飞机上还带来了一部分张学良送给红军的枪支弹药，于是周恩来留下曾山等人负责照管，并交代高仲谦要保证留下人员的安全。可是，等周恩来坐上飞机一上天，那个县长就要抓曾山。但民团考虑到红军的声威，希望给自己日后留条后路，拒绝听令，曾山等人才得以幸免。此时肤施城内人心浮动，草木皆兵，县府“大员”和民团们纷纷逃跑。第二天，王春圃率领的那支红军乘势进入肤施城，那是1936年的12月17日。也就是从这一天起，肤施就改称延安了。
　　九死一生的飞行
　　20世纪80年代初，笔者在淮安县委宣传部工作时接待了一批来自浙江金华的客人。在参观周恩来故居时，金华的客人告诉我，他们市有一位市政协委员，曾经在西安事变后给周恩来开过飞机，那次飞行非常危险。笔者当时是搞新闻的，对这一史实很敏感，也很重视，就将客人说的有关信息全部记录下来。客人一走，我就用书信联系，终于找到当年的那位飞行员，他的名字叫祝葆卿。他因身体状况不好，已离开金华来到龙游县与儿子住。这样，经过前后与祝葆卿十几封信的来往，我终于弄清了周恩来那次飞行历险的前后经过。
　　那是1937年2月13日清晨，也就是农历的大年初三，周恩来因有重要事情回延安与毛泽东、洛甫（张闻天）等人当面商量，就请杨虎城写信派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回一趟延安。这时，西安上空乌云密布，街头细雨蒙蒙，冷风飕飕，大街上行人稀少，一辆辆满载荷枪实弹士兵的汽车呼啸而来，又飞驰而去。这时，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驻西安的飞行员都围坐在机棚里，等候天气晴好，以便接受任务和进行例行的飞行训练。
　　7时刚过，在机场担任警戒的祝葆卿，发现一辆黑色小轿车急匆匆地驶来，并在机场门口停了车，接着从车上下来3个人。祝葆卿连忙挥手示意：不准前进！其中两位停住了脚步，另一位径直走了过来。在离哨位几十米处站住。祝葆卿抬眼望去，来人穿着一身灰黑色军装，腰间扎着一根宽宽的“武装带”，青青的络腮胡子把他那五官端正的面庞映衬得格外白净。特别是这位军人那一双充满睿智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透露出一股英武的气概。那位军人在祝葆卿准许后走到机棚前，彬彬有礼面带微笑地说：“请问你们这里哪一位是领导？”祝葆卿向他打量了一下，见没有什么不正常情况，就也很有礼貌地回答：“你找他干什么？”
　　“当然是重要事情。”那军人依然十分和蔼客气。祝葆卿说：“请跟我来。”说完，就把他带往在机棚里值班的副中队长陈又超那里。飞行六中队原来驻在洛阳，蒋介石为督促张学良等“围剿”陕北红军，特意将六中队调到西安，并将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中队长金雯率领驻防银川，一部分由副中队长陈又超率领驻防西安。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名义上都已属于张、杨指挥。
　　祝葆卿将人带到陈又超面前介绍说：“这是我们的陈副中队长。”来人随即从衣袋中掏出一份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副主任杨虎城签署的手谕，祝葆卿也凑上去，瞧见上面写着：“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因急事回赴延安，请调机一架，即刻护送。”陈又超迅速看完后问：“周恩来将军来了没有？”来人微笑着说：“本人就是。”当时凑过来的飞行员们一见都沉默了下来。因为飞行六中队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到西安“剿共”的。西安事变后，这支队伍名义上归抗日联军指挥，可实际上仍受国民党政府操纵。飞行员一见要送红军领袖周恩来，都感到事关重大，况且当时政治气候多变，这批受过多年反共宣传训练的飞行员都怕惹来祸事，就一个个不声不响地溜走了。
　　眼见面前这位身着普通士兵服装的人竟是赫赫有名的红军将领，尤其是他那英武的气概、那彬彬有礼的神态、那深藏智慧的双眼……和多年来国民党反共宣传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祝葆卿不由得投去敬佩的目光。当陈又超以天气不好不能飞行为借口拒绝派飞机时，祝葆卿就忍不住插了一句：“陈中队副，让我先上去看看行吗？”陈又超见周恩来彬彬有礼，又持有杨虎城的手谕，不好回绝，便点了点头。祝葆卿便从机棚里拿出飞行服穿上，钻进他驾驶的那架美制“安可塞——604号”飞机机舱，飞机很快呼啸着冲上云霄茫茫的天空。当他驾机升到2000多米的航行高度时，只见北方乌云层层，航线上忽明忽暗，就忙降落机场，向陈又超作了如实报告。陈又超面带难色地向周恩来说：“在这样的气候条件下飞行，可能有危险。”因为这时只有祝葆卿一个飞行员在场，周恩来就从容地拍了拍他的肩膀，用非常信任的目光看着他，说：“小伙子，为了团结对外，一致打日本，我们就不能怕危险啰！”这一句语重心长的话犹如一块石头投进原本平静的心湖，震得祝葆卿的心整个激荡起来。原来，祝葆卿21岁那年在上海读书时，目睹一?二八事变时多架日军飞机轮番轰炸上海，商务印书馆等地区纷纷中弹，而中国空军却无力反击。我国空军力量如此弱小，激起了他的一腔爱国激情，决心跨出校门，投笔从戎，考取了杭州苋桥航空学校，期待学业有成，为国雪耻。这时祝葆卿就按捺不住地向陈又超敬了一个军礼：“报告副中队长，既然周将军有急事要走，请批准让我带他上去试试。”陈又超犹豫片刻，就一边点头一边嘱咐说：“要小心，如不能穿过乌云层就立即回来。”
　　“是！”祝葆卿一声响亮的回答后，马上向周恩来点点头，示意跟他一起上飞机。周恩来也连忙向陈又超点点头，表示感谢。
　　在走向飞机的时候，周恩来亲切地问飞行员：“飞行师，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祝葆卿。是祝枝山的祝，永葆青春的葆，九卿八相的卿。后两个字比较冷僻，所以人们也常用宝庆两个字。”祝葆卿有点紧张，回答不太利索。
　　“好，这个名字蛮好嘛！今年多大岁数？”
　　“26。”
　　“啊，好年轻啊。听你口音是南方人吧？”
　　“我家在浙江汤溪（今金华）。”祝葆卿回答。
　　“那好啊，我祖籍是浙江绍兴，咱们还是同乡呢！”周恩来显得很热情，说到同乡两字时还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膀。但祝葆卿听周恩来口音却不像是绍兴人，因为到了飞机旁也就没好多问。
　　祝葆卿驾驶的飞机是美国制造的军用飞机，后舱只能坐一个人（投弹手）。周恩来在他的引导下坐进后舱，祝葆卿帮他系好安全带又仔细检查一遍，就到前舱去发动引擎。
　　飞机呼啸着，很快钻进了云层。祝葆卿深知周恩来此行肩负重任，就全神贯注地操纵着，想尽量使飞机飞得稳些，再稳些。飞机穿云破雾，霎时飞到了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这时乌云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机头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继续朝前飞有困难，就转过身来，带着紧张的心情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回头的手势，因为前后舱隔着一层玻璃，加之飞机的马达声，说话声音根本听不到。周恩来见了，立即若无其事地微笑着，并斩钉截铁地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继续前进。于是，祝葆卿驾驶着飞机很快又冲到同官县上空。这时雨下得更大了，强风卷着浓云密雨，噼里啪啦地抽打着机身。有时飞机钻入云雨层中，上下左右一片漆黑；有时雨水狂泻直下，飞机又如一叶小舟在茫茫大海里颠簸摇晃。航线上什么地貌状况也看不见。当时的“安可塞”型飞机，还没有在云雾中飞行所必需的仪表装置，只能凭感觉和经验来操纵飞机。然而，这种做法也只能维持片刻。在强风暴雨袭击下，飞机终于像一匹不听话的烈马，失去了平衡。这时，祝葆卿的心也随着飞机的摇摆颠晃怦怦跳个不停，额头上流下了豆粒大的汗珠。突然，飞机发动机发出了“昂昂昂”的怪叫声，凭着多次飞行的经验，祝葆卿明白，这是飞机在狂风暴雨袭击下，已经失速下坠，情况危急。他赶忙屏住呼吸，运用特殊情况下的驾驶技巧，强行把飞机往上拉。直到飞机升高改正方向往前平飞，他才不由得长吁了一口气。这时他脸上的汗珠已流过腮帮，他情不自禁地望了望后舱，见周恩来仍像没事似的，神态依然是那么安详。这种临危不惧的镇定情绪马上感染了祝葆卿，他紧紧地握住手里的操纵杆，全神贯注地继续往前飞。
　　不多久，又是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往下冲击下来，飞机又发出“昂昂昂”的怪叫声，机身急剧下沉，祝葆卿连连使出应急的驾驶措施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将机毁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不好，快跳伞！”周恩来坦然地双手一摊，又摇了摇头，表示他不会跳伞。在这生死考验的紧急关头，祝葆卿想到，如果自己跳伞，那么周恩来肯定与飞机同归于尽。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祝葆卿决定想尽办法摆脱危险，化险为夷，于是他继续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几乎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又一次使飞机平飞了。祝葆卿再朝后舱投去一个探询和报平安的目光，周恩来也已觉察到风险太大，便用红铅笔写了个字条从玻璃缝隙间塞了过来。祝葆卿抽出字条一看，只见上面写着：“祝飞行师，不要勉强！！不要勉强！！！”那惊叹号就像一记记重锤敲打在祝葆卿心上。他摸了摸脸上的汗水，脑袋清醒了许多，也镇静了许多，就连忙果断地拉动操纵杆，减速，低飞，转向……约摸过了两三分钟后，大约飞到了同官县的东北角，飞机再一次被狂风暴雨逼得失速下降，跌进了乌云之中。祝葆卿拼命把住操纵杆，尽量让飞机跌得慢一些，伺机再改正平飞。突然，飞机的前边出现了光芒，机身下原野、河川隐隐呈现出来，原来飞机已跌出云层。祝葆卿往两边一扫，全是悬崖峭壁，飞机竟跌进了两山相夹的峡谷中，如果随便往哪边偏差一点，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飞机飞出了乌云层，视野明朗了，祝葆卿驾机顺着下面的山涧溪流缓慢地飞出峡谷，脱离了险境。一直绕到洛川上空，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依然云遮雾障。他不便再冒风险飞行，只得绕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机场。飞机停稳后，祝葆卿没有立即下飞机，在驾驶座上回忆着刚才的险情，不由浑身冒出阵阵冷汗。不料，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抢先一步跨到前边说：“祝飞行师，让你受惊了。”祝葆卿顿时感到一阵温暖，颇带几分歉意地说：“很遗憾，我没能送你到延安。”周恩来却像没事似的，指着乌蒙蒙的天空，轻松地扬扬眉毛说：“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他这么一说，使祝葆卿一直紧绷着的心弦一下松了下来。随后，周恩来又邀请祝葆卿和他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经过这短短的两个多小时，周恩来给祝葆卿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特别是周恩来在那生死关头所表现出的镇定从容使祝葆卿无比地敬佩。分别时，周恩来紧紧握着祝葆卿的手，连说“再见”，然后匆匆离去。当晚，周恩来改乘汽车回延安。第二天，西安这边又有要事和他商量，便又派祝葆卿将周恩来接回西安。
　　多少年之后，每当祝葆卿回忆起那一次送周恩来去延安的往事时，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为国为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幔帐后的枪口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并草率跟着蒋介石到南京负荆请罪后，反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无理扣押，导致东北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在救回张学良的问题上虽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用文救（和平方法）还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却出现了互不相让的两派。最后，由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一帮“少壮派”们失去理智，在2月2日清晨枪杀了他们认为主和的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就是东北军内著名的“二二”内讧事件。
　　王以哲（字鼎芳）将军是东北军元老，是张学良的左膀右臂。他一直力主与共产党人和谈，团结全国一切爱国力量抗日，因此在东北军内享有很高的威望。他被自己人无理枪杀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发东北军的更大内乱。六十七军所属刘多荃师立即调转枪口，回师西安，很快就杀害了卫队二营营长于文俊（枪杀王以哲者），甚至还杀害了奔走于陕北、西安之间，劝说张学良与共产党人合作抗日的高福源将军，还扬言要追杀“少壮派”孙铭九、苗剑秋和应得田。
　　再说，“少壮派”们谋杀了王以哲后，还打算杀害另一位东北军的军长何柱国。听到风声后的何柱国躲进了杨虎城公馆才免遭冤杀。失去理智的“少壮派”们并未就此罢手。孙铭九、应得田和苗剑秋几个人又一下冲到七贤庄周恩来办公室。周恩来一见他们那架势就明白了一切，这时如果示弱或是表现畏惧都会出现难料的后果。因此，当周恩来发现他们一个个气势汹汹地闯来时，他“嚯”地一下站起身，把桌子一拍，然后义正词严地训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做就能救回张副司令吗？你们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在周恩来威严的目光逼视下，“少壮派”们一个个像泄了气的皮球，不但收起了手中的枪，还一个个低下了头。周恩来立即不失时机地开导他们：“只要我们西安方面的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搞好团结，保持住‘三位一体’的局面，我们就有强大的力量，我们救回张副司令的可能性就大；如果我们自己不团结，闹内讧，还有什么力量去救张副司令？”
　　周恩来的话犹如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一下照亮了这几位莽撞的“少壮派”将军们的心。这时，他们也已得到消息，回师的东北军弟兄们正在追杀他们。考虑到自己性命安全，他们跪在地上向周恩来恳求帮助。周恩来不顾包庇之嫌，将他们送到红军设在云阳的总部。
　　中央得悉西安如此混乱的情况后，立即电令周恩来等离开西安撤往云阳红军总部。周恩来深知国共合作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如果畏难撤走，就很难再回来。他把其他人撤走，自己坚守西安。为了向东北军表示作为朋友的哀悼和关心，他带着李克农和刘鼎，不顾危险，很快赶到王以哲将军家中吊唁。这时离王以哲被害才一个多小时。王以哲将军身中九弹，躺在血泊中，家中乱成一团，灵堂还没布置好。当时就有好事之徒恶意挑拨说：少壮派们杀王军长是受共产党的指使挑动的。这时，人在现场、年仅18岁的王以哲小舅子信以为真。当有人说中共的周恩来等人前来吊丧时，这位青年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拔出手枪，将子弹推上了膛，一边藏身到幔帐后边一边大声说：“就让共产党人活祭我的姐夫！”
　　一旁的王以哲夫人一听，顿时吓白了脸，她一把拉住弟弟的手说：“千万不能，人家共产党的周恩来是鼎芳真正的朋友。”说话间，周恩来等已来到王以哲灵前，他一边叫着“鼎芳、鼎芳”，一边痛哭失声，泪水夺眶而出。所有在场的人为之动容。王以哲的那位少不经事的小舅子也不由得跟着痛哭起来。
　　这真可谓千钧一发，如果不是王夫人发觉并及时制止，那将是怎样的结果？今天回想起来也足以令人心悸。
　　劳山枪声惊天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说过“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周恩来的谈判路上是充满各种危险的。
　　与周恩来同行的有被派往香港工作的张云逸和去西安联络处工作的孔石泉等，还有几位新闻记者，共有20多人。
　　对周恩来这次出行的安全保卫工作，边区保卫处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们对沿途情况做了分析，认为“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已收起反共打内战的破旗，讲了一些团结抗日的话，沿途驻扎的又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自然无碍。至于土匪、民团之类，当时正在被清剿之中，他们躲都躲不及，哪还敢搞大的动作？
　　但是为了有备无患，保卫部还是派了特务队一个加强排前往护送，且计划让3辆卡车同行。这样，不但有情况可以互相策应，而且到底哪一辆车是重点，也使外人难以辨认。当时对车辆和人员都进行了监控，随行人员头一天都不知道去执行什么任务，唯有加哨看守的3辆汽车，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
　　车队本来定于4月24日启程的，但由于中央对国共合作新一轮谈判中的一些问题还没有敲定，因此决定让两辆卡车先行，留一辆卡车和周恩来等人于第二天启程。周恩来还特意让他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告诉先行的特务队一排排长等人要注意安全。
　　那天早饭后，毛泽东站在他土窑洞坡地的枣树下，目送着周恩来一行离开延安。
　　山间公路坑坑洼洼，周恩来的汽车像一只小船行驶在大海里，不停地颠簸摇晃。周恩来、陈友才均坐在驾驶室里。周恩来坐最右侧。坐在后车厢里的特务队一排副排长陈国桥和战友们说说笑笑，非常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双脚，像今天这样坐着带轮子的汽车进西安古城，平生还是第一遭。
　　周恩来的警卫员刘久洲站在后车厢里，望着路旁飞一般倒退着的树木、房舍、田垅，兴奋之余又有几分担心。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坐汽车。他下意识摸摸腰间的手枪：“这家伙跑得这么快，有了情况咋办，能打准吗？”
　　“颠簸得很厉害，是不好打。”张云逸的警卫员温太林也顾虑重重。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声中，卡车通过了三十里铺，进入劳山山区。山上路窄不平，弯弯曲曲，上上下下，黄土弥天。司机老李加大油门，发动机吃力地吼叫着，一鼓作气进入峭壁耸立的峡谷，而后爬上最高点，越过山脊进入了甘泉县境。
　　周恩来透过明亮的车窗，看到汽车穿过重峦叠嶂的峡谷，峰回路转地来到一个宽阔的山坳，便对陈友才讲起一个故事：“1935年10月，蒋介石派兵对刚到陕北的红军进行围攻，东北军主力一一○师的两个团和师直属部队，就是在这里被我红十五军团包围歼灭的……”
　　“砰！”突然传来的一个声响打断了周恩来的谈话。
　　“什么声音？”站在后车厢的陈国桥警惕地问了一句。
　　“好像是牧羊的鞭子声。”温太林不假思索地回答。
　　“鞭子？”陈国桥提出疑问，“在这荒山辟岭，根本看不到放羊的，哪来的鞭子响？”
　　话音未落，又听到“砰砰砰”几声响。
　　“是枪声！”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张云逸，马上意识到出现枪响的现象不是偶然的。他警惕地看了看前方、周围环境和卡车所处的位置。
　　这是一个簸箕形的山坳，山坳谷地是几条山沟的交汇点，中间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之为“湫”的深水潭，公路穿潭而过，将潭一分为二。潭左是一大片苇塘。苇塘后边是陡峭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树林，林的后边是一个圆形山包的山坳。山坳的正前方横着一条300多米宽30多米高的大坝梁。
　　这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和车头方向，都响起了枪声。周恩来立刻断定他们遭到敌人伏击了，可是，他从全局上判断：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这里不可能有大部队伏击红军，而去西安与国民党谈判事关民族存亡，一刻也不能耽搁。于是，他果断地命令司机老李：“冲过去！”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往前冲去，他希望能甩开敌人。
　　可是敌人事先已经做了精心准备，他们在土公路上挖了堑壕，卡车往前还没冲出五六米远，右车轮就已陷进沟壕，侧歪在路上，还险些翻了车，老李只好熄火。这时，埋伏在前边不远的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机枪、步枪一齐向卡车射击。车轮被打瘪，驾驶室的挡风玻璃被打得四下飞溅，随着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再也未能站起来。
　　“这是敌人的一次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的伏击行动。”随着驾驶室的右车门的自然颠开，周恩来也敏捷地翻滚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陈排副，你组织战士进行抵抗。”
　　听到命令，干部、战士迅速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手持短枪顽强地战斗着。
　　陈友才还没来得及下车，腿部就中了一枪，但他还是忍着疼痛，一面挥舞手臂示意警卫人员掩护周恩来迅速撤离，一面挣扎着爬起来向敌人射击。他头戴礼帽身穿西服挥舞手臂的举动，吸引了众多的敌人，子弹都集中向他射来。此刻他也意识到，自己越是能吸引敌人的火力，就越能减少周恩来的危险，于是他巧妙地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做掩护，与敌人展开了周旋。
　　就在周恩来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时，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着疼痛的伤腿，不停地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陈国桥强压着悲痛，鼓励特务队的战士们：“陈参谋长死得英勇，死得光荣。我们要像他那样，不怕牺牲，坚决顶住，确保周副主席的安全！”
　　周恩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等人钻进树林，虽然不时噼噼啪啪打来一阵冷枪，直打得树叶、草茎乱飞，却不见有敌人追来。他们转过一个山头，来到另一个山坳，未发现有敌人堵截。直到这时，才发现张云逸的手被子弹擦破了皮，孔石泉衣领右侧被打穿了几个洞，但均未伤筋动骨。
　　正行进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3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待临近一看，原来是特务队的战士曹鸿都。曹鸿都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撤出战斗时的情景，并说他是奉陈国桥之命特意赶来保护首长的。
　　4个人转过几个山头，来到劳山西处的一侧。在这里已看不到敌人，但还能听到枪声。周恩来向枪响的方向久久地伫立着，沉默不语。
　　张云逸说：“看来伏击我们的不像正规部队，可能是一股土匪，估计他们不会追来了，不过也不能在这里久留，我们还是回延安吧！”
　　4人攀登断壁危崖，走进一条山谷。突然发现两边都是悬崖峭壁，前边沟掌里有个两丈多高的土崖，长满了树丛和茅草，密密麻麻的连条羊肠小道都没有，根本无法通过。这时，他们才明白：怪不得敌人在右边没有设伏，因为人在这里无处藏身。周恩来看曹鸿都急得满头大汗，就安慰道：“不要紧张，办法是想出来的。”
　　曹鸿都突然发现崖上的树梢低垂，离地面不到两丈。他往上一跳，伸手抓住了崖坡上的树枝，一摇一晃，脚在悬崖上蹬了几下，一下跃到了崖上。接着他把绑腿解下来，和其他几个人的绑腿连接成一根绳子，将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分别拉到崖上。
　　4个人沿着山梁向延安方向走去。这一带树林稠密，山路崎岖，很难辨别方向。所幸此时正是春忙季节，山峁上已有不少老乡在耕作。曹鸿都向一名老乡问路，谁知老乡神色慌张，像哑巴似的一句话也不说。
　　“老乡当然不敢说话了，人家哪里知道你是好人坏人！”周恩来指着曹鸿都手里的盒子枪，微笑着说：“还是装进套子里吧！”
　　曹鸿都这才恍然大悟，把盒子枪装进枪套，再次客客气气地向老乡请教。老乡得知他们是红军，很痛快地告诉他：“从这个山梁下去，就是三十里铺。”
　　三十里铺？延安保卫局在那里设了一个检查站，只要到了那里就好办了。于是，他们就往三十里铺走，终于脱险。
　　就这样，周恩来脱险了。然而，劳山遇袭，周恩来一行22人，当场就牺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伤，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平安无事。在劳山遇袭后，周恩来一直随身带着一张陈友才的一寸照片，在这张照片背后，周恩来亲笔写下了“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几个字。几十年之后的1973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时，还对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等人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在劳山的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周恩来劳山遇袭之所以能平安无事，据亲历者刘久洲回忆，可能是因为周恩来坐在驾驶室最右边，而土匪挖在路上的壕沟刚好把卡车右前轮陷了进去，这样，他所处的位置就成了全车最低的地方。加之他久经沙场，十分机智，而且在卡车右前轮陷进去的一刹那，驾驶室右前门也自然被颠开了，刚好为他挡住了前边飞来的子弹。
　　土匪在劳山的袭击，路途上的艰险没有吓到周恩来，第二天他又坐上汽车赶往西安了。
　　西安事变后的短短3个多月，周恩来就先后4次遇险、遭袭。可是，他为了拯救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却一往无前，毫不退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