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范成大更多的时候是以诗名世的，他与陆游、尤袤、杨万里三人被合称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称他为中国古代田园诗的集大成者，元末明初，他的《四时田园杂兴》已然是公认的经典，其田园诗成就与陶渊明相比，堪称“后来居上”。范成大的诗歌世人传诵已多时，然而许多人或不甚了解的是，范成大还是一个经历丰富的封疆大吏，从政数十年，南至桂广，北使幽燕，西入巴蜀，东薄邓海，所到之处，政绩卓著。那么，作为一个南宋官员，他有哪些不俗的从政经历和卓越贡献呢？

　　●忧心于稼穑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号石湖居士，平江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举进士，主要从政经历在宋孝宗朝，历任处州（今浙江丽水）知州、礼部员外郎兼崇政殿说书、中书舍人、静江（今广西桂林）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四川制置使、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明州（今浙江宁波）知州兼沿海制置使、资政殿大学士，宋光宗绍熙四年因病去世，赠谥号文穆。

　　范成大生前即诗名远播，至南宋末形成高潮，历代不衰，尤其在明清时为最。范成大一生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题材广泛，数量不少。如果要细细分类，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使金见闻作诗。他在使金途中，将其对沦陷区的见闻付诸笔端，创作了近百首绝句，那山河破碎的景象、人民困苦的生活，在诗歌中如图景一样徐徐展开，表达了他深沉的爱国思想和忧民情怀。

　　第二是隐居田园诗。他晚年隐居石湖十载，写了不计其数的田园诗，描写了农家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展现了一幅幅美丽的乡村画卷，让人欣喜。

　　第三是他忧心于稼穑和民生疾苦的诗歌。比如《催租行》：“输租得钞官更催，踉跄里正敲门来。手持文书杂嗔喜：‘我亦来营醉归耳！’床头悭囊大如拳，扑破正有三百钱：‘不堪与君成一醉，聊复偿君草鞋费。’”范成大在诗中，描写了一个贪得无厌的地保，在老百姓已经交租的情况下，还跑来验看交租“文书”，乘机敲诈，索要酒钱，老百姓存钱罐里最后一点钱都不放过。诗歌表达了他对老百姓频受盘剥的同情，对官吏横征暴敛的揭露和批判。这类诗歌，范成大写得精炼、冷隽、深刻，其批判现实的力度丝毫不亚于白居易的呐喊和疾呼。

　　●执著于民生

　　范成大举进士后，曾在朝任著作佐郎，旋即升吏部郎官，但言官认为由著作佐郎转吏部郎官属于越级升迁，被论罢，随后奉祠，等于刚出道就让他赋闲了，而且一闲就是多年。

　　乾道三年（1167），这个出道颇早却又过早赋闲的范成大，于四十二岁高龄，终于被宋孝宗任命为处州知州，这是他第一次出任地方主要官员，也算是宋孝宗对他的重用。范成大到任后，第一件事想到的就是民生。当时处州百姓劳役繁重，且摊派不均，经常因劳役摊派而争讼公堂，老百姓苦不堪言。范成大在广泛调研的基础上，推行了“义役法”，按民户的贫富不等筹集银钱，用于购买义田，再以田租补助给服役者，轮流服役。这样，既解决了劳役摊派不公的问题，义田田租又可持续，争讼问题得到妥善解决。此法报到朝廷后，宋孝宗很赞，遂颁其法于诸路，全国推广。

　　不仅如此，范成大在处州期间，还多次请求朝廷减捐免税，如请求减免处州盐捐，减免浙东丁口税等，得到了朝廷的许可，为老百姓减轻了负担。其他诸如修水利、架桥梁、设义仓等，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实事和好事。

　　乾道七年，范成大出任静江知府兼广西经略安抚使，他治桂三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政绩：一是理顺盐政，二是改革马政。广西偏远贫困，地方财政收入单一，仅靠盐利，中央财政对地方又没有转移支付，只有索取，没有支持。后来，宋孝宗又改官卖法为钞盐法（商人用现钱向政府部门购置营销通行证，凭证支盐和销售）后，盐利尽归漕司，地方极度困窘，入不敷出，只得向老百姓摊派，老百姓苦不堪言。为此，范成大多次上书，要求改变盐政上交比例。在他的努力下，朝廷终于同意核减静江府上交额度，地方财政压力得到缓解，老百姓身上的重负也有所减轻。

　　南宋与金对峙，战马是战备中最重要的物资之一。广西并不产马，不过广西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却是南宋购买战马的一大市场，大理等西南诸少数民族都通过横山寨马市，将饲养的战马向南宋销售。朝廷每年向广西摊派征购战马任务一千五百匹，但多年来，马政积弊丛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当地人向卖给朝廷的马中掺杂病马，以次充好；二是买草料的专项拨款常为官吏层层贪污，致使马经常因无草料而饿死；三是朝廷又一度提高战马收购标准，致使广西常常无法交货，西南诸族卖马的积极性受挫，不愿意出售。

　　范成大到任时，朝廷在广西年收购战马数量跌至历史最低，仅二十七匹。为改革弊政，范成大请示朝廷同意，重新恢复了原来的购马标准，规定了公平交易原则，并严厉打击贪污，加强对收购马匹的护理，多管齐下，既提高了西南诸族卖马的积极性，又促进了交易中的公正公平，更提高了战马收购的合格率。于是，弊政迎刃而解，范成大任内，朝廷在广西年收购战马数量达到三千匹，为历史之最。

　　●慷慨于外交

　　在南宋的政治舞台上，像范成大这样在政治生活中如庖丁解牛一般精于地方治理的能臣干吏并不多见，在仕途上能留下骄人政绩的人更是少之又少，这既体现了他精明强干的能力，务实担当的精神，也体现了他关心民生疾苦的博大情怀。令人惊异的是，这位精于地方治理的能臣，他还精于外交，曾受命出使金国，留下了宁死不屈的身影。

　　乾道六年，范成大受宋孝宗之命，以起居郎、假资政殿大学士，充任祈请国信使，出使金国，虽然前后仅四个多月时间，但这却是范成大一生中最奇特的一次行旅。

　　宋孝宗安排范成大此行，目的是借“祈请”之名，索求赵宋皇陵所在的河南巩、洛之地。宋孝宗“隆兴北伐”失败后，被迫与金国达成了“隆兴和议”，和议规定：金、宋为叔侄之国，岁贡改称岁币，金、宋以淮河为界。和议达成后，宋孝宗内心却还有一块心病，就是赵宋皇陵在金国域内，对于标榜以孝治天下的宋孝宗来说，连自己祖先的坟墓都在敌国境内，连对祖先正常的祭祀都不能在皇陵开展，何孝之有？宋孝宗深感脸上无光，为此，他三番五次派人出使金国，索求祖先陵寝地。

　　然而，“弱国无外交”，金国作为战胜国，到口的肥肉怎会轻易送还？所以，宋孝宗虽然屡屡派使者索求，但金国从未答应过。而且，对于南宋派出的使者，金人往往颐指气使，随意处置，轻则扣留，重则处死，许多人对于出使之任常常避之唯恐不及，而范成大此次出使，却是他主动请缨的。

　　其实，对于出使可能面临的危险，范成大并不在意。他关心的是，此行不仅索要陵寝之地，他还因“隆兴和议”细则中未明确双方受国书的礼仪，宋朝使臣赴金总是被要求行跪拜之礼，希望宋孝宗在国书中提出议定两国受书礼仪的要求。不过，宋孝宗担心惹怒金人，不同意写在国书中，尽管宋孝宗自己对于“隆兴和议”没有议定受书礼仪也耿耿于怀。

　　皇帝没有同意，范成大决定自己单干。他抵达金国，向金主完颜雍递交请求归还陵寝之地的国书后，又当场拿出自己擅自写就的、建议受书礼仪的“私书”，要求完颜雍同意。完颜雍对范成大交“私书”的行为相当意外，那些在侧的金臣对他的“越礼”更是非常震怒，纷纷要求杀掉他。范成大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毫无畏惧，依然慷慨陈词，继续要求金主接受他的建议，而且不断请求。完颜雍当然不会同意他的请求，不过也没有因范成大的“越礼”和咆哮朝堂而杀他，后来反倒对他的气节十分欣赏，认为这种精神“可以激励两国臣子”，范成大因此逃过一劫。

　　范成大在金廷表现出来的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坚贞不屈的气节，成为南宋外交史上亮丽的一笔，令人感佩。

　　●不容于时俗

　　有人认为宋孝宗是南宋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诚然，他也确实有过试图振兴的构想和收复失地的尝试。只是，在北伐上，他匆匆开始，草草而归，北伐未成，反倒再添一个屈辱的和议。而在治国振兴的构想上，又摇摆不定，首鼠两端，最后一事无成，徒添叹息。

　　作为范成大，虽有满腹诗书，一肚子学问，有能臣之干才，英雄之胆识，但遇上这样一个犹豫的主子，其才华不但不能与理想形成良好互动互促，有时反而让自己置于许多妒忌的眼光之下，成了众矢之的。他在多地任过一把手，到一个地方就干得风生水起，旧貌换新颜，不可谓不能。宋孝宗为此而重用他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但朝臣们打了个小报告，宋孝宗随即就将他免了职，而且免得干净彻底，让他奉朝请，也就是无职无权只拿俸禄不做事的闲官。

　　范成大对此非常失望。淳熙十年（1183），他以病为由，连续五次向宋孝宗请求退休，最后获准。于是，他在故乡石湖筑室赋闲，以诗娱情，安心养病。宋孝宗时不时还会想起范成大这个能臣，还亲自御书“石湖”二字赐他，以示宠幸，后来还曾主动表达希望再次起用他的意愿。然而，范成大已无心于此，之后，他一直隐居石湖，前后十年，直到去世。

　　这十年，范成大醉心于石湖的湖光山色，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文，传世名作《四时田园杂兴六十首》，就创作于这一时期，表达了他对生命的热爱和对老百姓的关切之情。

　　范成大要才有才，要德有德，妙手著文章，经纶济天下。故宋孝宗曾说：“卿（范成大）南至桂广，北使幽燕，西入巴蜀，东薄邓海，可谓贤劳。”评价他“气宇不群”。而同为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的杨万里则说，中兴以来，“知政几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谓正臣，如公（范成大）才一二辈”，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谓中肯之评。（晏默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