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1945年2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会后，在一次有周恩来在场，同毛泽东交换意见的谈话中，彭德怀讲了一段极为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文革中的彭德怀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网  作者：崔广陵  原题为：论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

彭德怀是我国、我党和我军的一位杰出领导人。他的杰出，不仅因为他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建立的卓著功勋，还因为他的政治思想品格优秀崇高，光彩照人。在纪念他延辰100周年之际，深入研究探讨、大力学习颂扬他那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对于坚定地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实现改革的新突破；对于坚信和维护党的领导，在新的实践中坚持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对于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清正廉洁，都具有非常重要和直接的指导意义。

一、追求真理勇为前驱

追求真理，勇为前驱，是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的核心。在彭德怀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移；坚持真理，坚定不移；捍卫真理，九死不悔。正因为如此，他具有革命的坚定性、政治的敏锐性和历史的自觉性。

彭德怀从小饱受寒苦和磨难，痛恨人世的不平，闹翻身求解放的意识强烈，这是他追求真理、勇为前驱的主要源泉的基础。他曾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概括过自己参加革命前的经历。北伐战争中他找到了党的组织，阅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等马列主义著作，使他真正找到了工农翻身、民族解放的锐利武器和正确道路。从此，他的追求向往便紧紧地和马克思主义真理与无产阶级革命连结在一起。大革命失败后，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笼罩城乡，革命队伍中有的退隐，有的落荒，有的甚至叛变投敌，革命处于极度低潮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不惧铺天盖地的反革命恶浪，组织领导了著名的平江起义，开辟了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书写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的光辉一页。这堪称是彭德怀追求真理，勇为前驱的一大壮举。

彭德怀投身革命后，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成为我军能征善战的著名将领，其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追求真理的必然结果。而他政治上的敏锐和远见卓识，更与他杰出的军事才能交相辉映。平江起义后不久他就指出：“井冈山是乌云满天中的一颗明星，是湘鄂赣根据地和其他根据地的指路明烟。”（黄克诚：《丹心昭日月刚正垂千秋》，载《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他坚信毛泽东开辟的井冈山道路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因而他衷心地敬佩，真诚地信赖毛泽东，一直坚定地追随毛泽东，关键时刻旗帜鲜明地站在毛泽东一边。但在这同时，他又始终把毛泽东放在是人而不是神的科学位置上看待。因此，他早在40年代中前期就针对党内已经反映出来的某些不能科学看待领袖的现象提出批评，并非常有见地地讲，拥护毛泽东不在“拍掌”上，更不要去“捧场”和“盲从”。（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载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应当说，毛泽东作为我们党的核心领袖，确有其非凡和卓越的才能，有别人无法作出的巨大贡献和难以建立的巨大功绩。但毛泽东毕竟是人不是神，对领袖人物“不捧”、“不盲从”、“不迷信”，是完全正确的，唯有这样才能防止神化。彭德怀那时就已有了这样的认识，足见他政治上的高明。如果那时我们党内有更多的同志达到了这种认识水平，具有了这种历史的自觉，党内的政治生活就会保持正常化。

1945年2月在延安举行了华北工作座谈会，总结华北工作。会后，在一次有周恩来在场，同毛泽东交换意见的谈话中，彭德怀讲了一段极为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情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这不是彭德怀一时的冲动之言，而是他追求真理，忠于事业所必然表现出来的政治的严肃性与历史的自觉性的绝好反映。追求真理而远见卓识，坚持真理而勇为前驱，这是彭德怀政治品格的逻辑。

建国以后，彭德怀作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地位的变化，责任的重大，使他对真理的追求和坚持更为执著，勇为前驱的优秀品格更加大放异彩。他时刻把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装在心里，为了新中国的稳定与安全，为了党的领导的正确与坚强，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他把个人的荣辱得失一概置之度外。赴朝指挥作战，他深知这直接关系着中朝两国的前途和命运，并且在个人名誉上也要担较大的风险，但为了崇高的国际主义，为了保家卫国，他在别人临阵抱病推辞后勇敢受命。庐山会议上，为了能够使党内已经滋长起来的“左”倾错误得到纠正，他痛陈己见，勇敢上书，以自己的胆识和灼见，告示国人，提醒全党，不愧为党内“第一声”。

更为难能可贵和令人敬佩的是，在他上书遭到错误批判，被撤销行政职务后，他不仅没有消沉，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追求和志向，坚持和捍卫真理的信念愈坚。为此，他忍辱负重，潜心读书，刻苦钻研理论，尤其是精心研究、不倦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理论和道路问题。他表示：“不弄通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死不瞑目。”（闻佩：《有关〈彭德怀自述的一些情况》，载《党史研究资料》第4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和许多哲学、政治经济学著作，并深入实际，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他在经济建设方面的一些卓越思想和独到的见解。实践证明，彭德怀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些观点是完全正确和富有先见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被“造反派”从西南“大三线”绑架回京批斗，而后被长期关押直到逝世。这期间他不断遭受着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虽身陷囹圄，但在“囚禁”中却仍然矢志不移，继续刻苦学习研究经济理论，探索中国经济建设的规律。他多次要求专案组：“我希望你们在审查期间，再给我认真读书的机会。革命的人生，就是学习和工作、工作和学习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还有其它吧？没有了！”（丁隆炎：《最后的岁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页。）彭德怀就是这样，为了追求、坚持和捍卫真理，百折不回，九死未悔，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充分反映了他为真理和正义赴汤蹈火、勇为前驱的英雄本色。

二、求真务实崇尚实际

工作作风是一个人政治思想品格的鲜明反映。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反映在他的工作作风上，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注重调查研究，求真务实，实事求是。这在党内可谓众口皆碑，堪称典范。

遵循实践标准，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是彭德怀的一贯作风。在战争年代，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实施作战指挥，彭德怀从不满足于从电话里和地图上了解情况，总是尽可能地亲自进行一些侦察。因此，他经常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敌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反复告诫各级指挥员：“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载《彭德怀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页。）“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是我军的一位统帅，但在“百团大战”中，他仍然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战争中，他作为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前线亲自侦察的事例更多。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陕北战场上，他指挥只有敌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战军，在人力物力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的那样得心应手，连战皆捷，痛快淋漓，这是同他勤于亲临前线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密不可分的。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能征惯战，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亲临战场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而后又于1954年9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变了，环境变了，但他遵循实践标准，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作风没有变，而且更加成为他的自觉行动。他讲：“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彭德怀同志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1956年9月18日。）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彻底改变我国百年多来“有边无防”的状态，确保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他坚持亲自到沿海各地实地勘察，仅两三年内，他的足迹就踏遍了祖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主要岛屿，为我国国防规划的制定取得了可靠依据。这种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情况的自觉行动，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关注与领导上。他力主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决不能不顾实际。1958年“大跃进”期间，他到过东北、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在许多人头脑发热、大唱高调的时候，彭德怀则依据考察结果唱低调。他认为：1958年在计划工作方面是不够实事求是；“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至于农业，“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并指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的产”等盛行的说法，是“纯主观主义的口号”。（载《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70－273页。）这样的低调，正反映了彭德怀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崇尚实际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庐山会议上那一幕的出现在所难免。

不唯书、不唯上，崇尚实际的彭德怀在上书遭批判、被罢官之后，依然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胆进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3页。）

1961年11月3日至2月23日，彭德怀第二次回到家乡湘潭县调查，他虽然年岁已高，处境也与1958年冬回乡考察时大不相同。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高风亮节和求实精神，先后调查了3个区7个公社10多个大队，接触了2000多群众和干部，细心倾听了他们的呼声和意见，收集了关于农业、林业、副业、手工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在认真研究分析后，写成了4个调查报告，义无返顾、实事求是他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下情，谏诉人民群众的疾苦，提出国家经济建设的设想。1965年12月，复出后的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三次作长途视察，足迹遍步从四川西部金沙江到贵阳之间20个市县的广大地区。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对大三线建设充满了信心，并殷切希望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再犯1958年到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的成绩来。（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704页。）彭德怀在处于逆境的晚年，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崇尚实际的模范行动，给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添新的光彩，表现了一位革命家无论在任何境况下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

三、严于律己光明磊落

严于律己，光明磊落，是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在其胸襟方面的突出反映，这在党内是广受赞誉的，堪称一代楷模。

彭德怀一向严于律己，又公正无私，光明磊落。参加革命前的彭德怀，虽身为旧军官，却出污泥而不染，没有旧军队中的腐败习气。他带兵严格，要求士兵忠于职守，不许敲诈勒索百姓，不许赌博，不许嫖女人。对自己，他首先以身作则，严格自律，不吃小灶，不吸烟，不喝酒。旧军队的军官普遍有五皮（即：皮靴、皮带、皮包、皮鞭、皮手套）、三金（即：金戒指、金牙齿、金丝眼镜），而彭德怀则没有这些。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他不治逃兵，不吃空缺，不随意打骂士兵，不搞体罚，实为旧军队中严于律己，公正无私之典范。

参加革命后的彭德怀，作为我军一位统带千军万马的杰出统帅，其严于律己、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更加光彩无瑕。他杰出的军事才能，英勇善战的作战韬略和无畏精神，使他战功赫赫，功勋卓著，但他从不把胜利的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总是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归功于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赋诗赞誉彭德怀：“山高路险沟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跃马，唯我彭大将军。”但彭德怀看到这首诗后，则把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1947年5月陕北三战三捷后，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地方干部说：“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应当说，这话一点也不过份，如果没有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如果不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怎么能够仅以两万多人就把十倍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丢盔撂甲呢？但彭德怀却不同意这种讲法，他严肃地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载《彭德怀在西北解放战场》，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页。）这是何等的严于律己，公正磊落！1953年7月，彭德怀在接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委会授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后，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代表志愿军全体指战员接受的。”（载《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页。）这不是彭德怀的一句虚话，而是他公正无私、高尚胸襟的最完美的表露。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始终把自己看成“只是党和毛主席的一个兵”。（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页。）

彭德怀严于律己、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有错必认，知错即改，从不文过饰非。1943年3月，彭德怀就“民主自由平等博爱”问题发表了一次谈话，刊登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6月初，毛泽东致信于他，批评他谈话中的一些提法是“不妥”的。1945年2月的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对此又进行了批评。彭德怀认真接受并作了检讨，而且在后来的七届四中全会上他一再作检讨。直至1962年6月他给中央的信中，还认为那次谈话“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是有错误的”。（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载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1959年9月，已担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到厦门前线视察，由于一时了解情况不够，一天晚饭时对这个部队的军长、政委提出了与实情不符的批评。晚上彭德怀得知批评错了，第二天就亲切而又坦率地对他们说：“昨天我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啊！”（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彭德怀就是这样，有错必认，知错即改。

不仅如此，更为令人敬佩的是，他还从不把错误诿过于人，总是实实在在，公正无私，襟怀坦诚地承担责任，总结教训。对于井冈山斗争时期袁文才、王佐两人之死，彭德怀1939年在同薄一波谈起工作中要注意全面了解情况，防止偏听偏信时，就直言不讳地讲，袁、王之死，我负有责任。他二人对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有功劳的。此事追悔莫及，错就错在轻听轻信上面。（薄一波：《不能忘却的怀念》载1988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可谓磊落至诚。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收尾，敌人反扑时，有一支部队被隔绝于敌后，由于地形不熟，经验不足，遭受严重损失。这次战役一结束，彭德怀就严格检查自己指挥上的责任。朝鲜停战后，他又在全党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上主动认真地检讨自己的责任，使那些与彭德怀一起在朝鲜战斗过的同志极为感动和于心不安。彭德怀有功不争功，功勋卓著不居功；有错必认，知错即改；不讳言过错，不推诿责任的崇高风范，充分反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严于自律、磊落光明的坦荡胸襟和光彩照人的无私情怀。

四、刚直不阿仗义执言

刚直不阿，仗义执言既是彭德怀可贵的性格特点，更是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的突出之处。

彭德怀一生胸怀坦荡，耿直刚正，敢说敢为。在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他历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原则，无私无畏，敢于向一切损害革命利益和国家前途的错误思想和行为作不调和的斗争。

在1934年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左”倾教条主义者博古、李德以中央名义强令彭德怀按照“不丢失一寸土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作战方针进行广昌保卫战。彭德怀断然表示，死守一地，被动挨打，是错误的，绝无取胜的可能。但“左”倾教条主义者一意孤行，结果终致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广昌失守。事后，彭德怀联想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一系列损失，忍无可忍，不顾“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煊赫权势，在一次军事会议前当面痛骂李德，“你这个李德！你怎么不从苏联带几架飞机、坦克、大炮到中国来打正规战！你作孽太多了，中国革命快被你送光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7月14日。）并历数李德在指挥上的一系列错误，怒斥他是“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送掉了。”你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7月14日。）在痛斥“左”倾教条主义者之前，彭德怀早已准备好了“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无所顾虑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7月14日。）由于慑于彭德怀的威望，“左”倾教条主义者未敢给他处罚，仅指责他“右倾”。随后，彭德怀指挥了广昌与石城间的高虎瑙战斗，由于出敌不意取得胜利。“左”倾教条主义者便借机令彭德怀撰文写证明他们“短促突击”战术正确的文章。彭德怀既不投其所好，更不讲违心之言，而是实事求是，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特殊情况下取得的胜利，不能证明‘短促突击’是适合的。”可谓是铁骨铮铮，胆识卓越，不惧权势，正气凛然。

彭德怀一向认为，阿奉承是可耻的，无益于党和人民的事业，而且极端有害于党和人民的事业。因此，他对党员干部中那种明哲保身、看风使舵、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派行为深恶痛绝。1956年米高场率团来我国，彭德怀曾当面质问：“斯大林有缺点，他在世时，你们为什么不提意见？他死了你们就拼命反对他！？”米高扬回答说：“当时不敢提呀，提了要掉脑袋。”彭德怀义正严辞地斥责说：“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彭德怀就是这样，对于损害党和人民事业的行为，丝毫不能容忍，就是掉脑袋也要提意见。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为了坚持真理，应该抛弃一切私心杂念，真正具有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的‘五不怕’精神。只有这样，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态度，才会有益于革命、有益于人民。否则，如果看到错误的东西不敢挺身而出，坚持斗争，或者随波逐流，或者阳奉阴违，都会助长错误倾向的发展，因而误党误国，一害人民，二害革命。”彭德怀就是这样实践的。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1958年以来“左”倾错误的不断滋长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以及对党在工作中错误的性质，会议还没有统一的认识极为痛心和忧虑。他觉得，对存在问题的性质在思想上模糊不清，会给事业造成严重后果；党内弄虚作假、好大喜功、欺上瞒下、吹牛拍马的腐败风气如果任其发展，足以祸国殃民。对党对人民事业极端负责的革命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及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入思考所形成的真知灼见，促使他秉笔直抒，勇敢进言，递上了给毛泽东主席的信，痛陈己见，提醒毛泽东以及全党：“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作风置诸脑后了。”（《彭德怀给毛泽东的信》，1959年7月14日。）字里行间没有夸大不实之言，没有责难攻击之辞，没有明哲保身之语，可谓有胆有据，有理有识，切中时弊，说出了别人说不出或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堪称彭德怀忠于信仰、勇敢执着的政治品格，坦荡直言、尽吐为快的豪爽性格的理性再现，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为坚持真理，无所顾忌、仗义执言的至高情怀。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彭德怀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他那勇敢正义的行动，雷迅震耳文章的历史价值和无私无畏、直言敢谏的风范价值，却并非是不公正待遇所能磨灭和降低的，相反，它是永存和不可估量的。

五、不谋私利清正廉洁

彭德怀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反映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上，就是不谋私利，克己奉公；不染一尘，清正廉洁。彭德怀的不谋私利，表现了一种极高境界的自觉，有制度约束是如此，没有制度约束也仍然如此。因而彭德怀的清正廉洁，就如同水晶般纯净剔透。

彭德怀一生在工作和生活上对自己要求极为严格，时刻不忘按照共产党人的工作标准和劳动人民的生活标准规范自己，无论是在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环境条件已完全变化了的和平时期，他都始终保持着人民公仆的风范和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从不接受一点点哪怕是情理之中的特殊待遇。1929年初在守卫井冈山的斗争中，一次军部经理处长用伙食费买了一只鸡和半斤牛肉，想给彭德怀改善一下生活。彭德怀知道后，立即把经理处长找来，批评道：“我又不是旧军阀，对我搞这些特殊干啥！共产党队伍里，官兵要有盐同咸，无盐同淡。”并责令经理处长把鸡和牛肉送给医院的伤病员吃。还警告经理处长说：“你下次不改正，我就要处分你！”（载《怀念彭德怀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9页。）战争年代，马匹对于一个高级指挥员来讲，是很重要的，但彭德怀的马匹不到走不动路是不准给他换的。对骑乘的马匹他是这样，而对乘坐的车子更是如此。从朝鲜战场回来后，他乘坐的就是一部旧式汽车，后来有关部门按规定要给他换一辆最新式的，被他拒绝了。警卫参谋给他讲新车的好处，他则说：“世界上好东西多呵！总不能见到什么好就搞过来嘛。”（载《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3页。）另外，他还从来不多用人，在中南海时，除了办公室的秘书、参谋人员，就是一个警卫员，一个司机，一个公务员。他没有私人炊事员，也没有小伙房，总是到食堂打饭吃。这与当前某些领导干部不顾中央三令五申，热衷于不断调换高级轿车和崇尚前呼后拥，是多么鲜明的对比！

彭德怀从不允许人家招待他，不买票的招待电影他不看，超过伙食标准的招待饭菜他不吃。他极端讨厌请客送礼，对那种连吃带拿的腐朽作风更是深恶痛绝。他总是当着那些爱请客的人批评说：“什么你请客？人民请客，国家请客！这种风气要不得，慷公家之慨！”（载《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4页。）1955年他在烟台视察时，对那里的招待所所长和管理人员讲：招待费“只能招待外宾。你们想一想，主人自己每天大吃大喝起来，把自己当成外人，这个家还能当好吗？不吃穷了才怪呢！尤其是首长们，本来工资就高，又白吃白喝白拿，再弄个双份。为老百姓想一想，他们该生气吧？这不象为他们当家做主的样子吧？人家不喜欢这样的当家人吧？升官发财搞特殊，这是国民党的传统，咱们共产党人，不能向他们学习。”（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第58页。）为此，彭德怀每次外出视察，在离开地方上车时，他都严格检查是否多出了什么东西。一次，他发现多出了几个捆好的篓子，就问警卫员是什么，警卫员说是人家送你的水果。彭德怀马上严肃地说：“讲过多少遍了，不许任何人拿公家的东西送礼，这是什么作风？是国民党吗？快搬下去。”（同上，第268-269页。）彭德怀几十年前的批评，拿到今天来看，也仍然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如果我们的干部都能像彭德怀那样，吃吃喝喝、请客送礼、白拿多占等腐败之风何愁不绝！

彭德怀对己严于自律，不搞特殊，也坚持反对下级和服务部门为领导人搞特殊。在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彭德怀得知一些小洋楼是专给中央来的首长准备的，哪一级住哪一层都有规定，有的楼一年到头都空着。他难以成眠，半夜还围着那些空着的小楼转圈，并自言自语：有些人硬要把我们往贵族老爷、帝王将相的位置上推，还怕人家不知道，在这儿修了当今帝王将相的庵堂庙宇咧！

离开那个风景区时，彭德怀针对这件事，跟当地的一位负责人讲：你们也许是真心实意尊重我们，但我也要真心实意告诉你们，我们不是帝王将相！你们这样搞，是在群众面前孤立我们嘛。人们看到这些长期关闭的房子，会怎么想？不骂娘，起码他会觉得我们这些人太特殊了吧？这样搞，又有什么必要？我们来了，住个普通招待所有什么不好？看看人民住的什么？我们革命，不就是为了打倒压在人民头上的贵族老爷吗？（载《在彭总身边》，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5页。）这是何等的清正啊！与彭德怀比较起来，我们那些下去就热衷于住高级宾馆饭店，热衷于吃喝玩乐的领导干部，不觉得自己脱离群众太远了吗？不觉得自己已在脱离人民公仆的行列吗？

彭德怀在工作和生活上不谋私利，清正廉洁，还突出表现在他公私极为分明和对亲属及身边工作人员要求十分严格。1959年庐山会议后他离开国防部长办公室搬家到吴家花园时，他把元帅礼服、常服、狐皮大衣、地毯、名家字画等等，统统交了公。他写“八万言书”时，曾三次自己出钱购买纸和笔。警卫参谋告诉他，你屋里有纸也有笔。他则说：“这是为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东西写。”（载《彭德怀罗瑞卿体察实情敢讲真话》，军事谊文出版社1993年版，第272页。）1961年他第二次回乡调查，正值他的侄子彭康志结婚。弟嫂龙国英想用他的小汽车接新娘热闹一下。彭德怀当即劝阻说：“三嫂子，不要搞这种排场啊，不要铺张浪费。小车是公家的，怎么动用它干私活呢？不能去占公家的便宜，再说，这么搞，很不必要，会脱离群众。”（刘景春：《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乡调查》综述》，载《湘潭师》学报）1984年第4期。）工作和生活中的彭德怀就是这样，想到的总是国家和人民，惟独没有他自己。

彭德怀的一生，官不可谓不大，从军长、军团长到八路军副总司令，从野战军司令员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从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因为工作所掌握的权力也不可谓不大，但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公私一向极为分明，从来不为自己谋取私利，其清正廉洁的程度为一般人所想象不到。他身后一无所有，留下的是一颗不谋私利、克己奉公的丹心，一座不染一尘、极为清正廉洁的丰碑。

光辉楷模映日月，伟大榜样垂千秋。彭德怀那优秀崇高的政治思想品格，是一笔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汲取。（崔广陵作者单位：济南陆军学院历史政工教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