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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政要眼中的邓小平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叶介甫 日期:2018-03-28

邓小平具有卓越的领导艺术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他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他的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不但得到了包括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内领袖的高度评价,而且得到了各国政要的称赞。

尼克松: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第37任总统,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冷战舞台上,他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世界政治格局产生过广泛的影响。中国人民熟悉他的名字,主要是因为他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打开了关闭23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揭开了中美关系史上崭新的一页。

尼克松和邓小平初次见面于1979年。这年1月,邓小平应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邀请访问美国,卡特举行正式宴会欢迎中国客人时,尼克松也应邀莅临。在宴会桌边,他和邓小平相见了。卡特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虽然他不认识中国的现领导人,但是他很高兴在这本短暂的招待会上同他们谈自己以前的访问。从中国人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始终是他们敬重的朋友。”此后,尼克松访华时,多次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由于中国在全球的国际战略地位被美国所倚重,又由于中国近年来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尼克松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需要而不得不赞扬中国及其领导人。他敬重邓小平,在《1999: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并称“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他高度评价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尼克松在《1999:不战而胜》和《角斗场上》两本书中这样称赞邓小平:

我见过邓小平4次,1979年在华盛顿,1979年、1982年和1985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勇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然而,正如其他的伟大领袖们一样,邓小平对未来的看法高于专家们,他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象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但是,从未做过的事绝非做不成的事。假如最后结果表明上述关于邓的改革的政治后果的推论错了,那只能归结为一条简单的原因:邓的改革途径行得通。姑且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

尼克松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主动退休,他说: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从1976年到1985年,尼克松对中国进行了四次访问,惊叹于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1985年访华时,尼克松同邓小平进行了广泛的交谈,邓小平既谈到中国的国际地位,也谈到国内的改革。在谈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时,邓小平同尼克松说:中国将对这种改革进行认真的试验,如果这种改革行得通,就继续进行下去;如果这种改革失败,我们将放弃它。我们在三五年内可以决定我们未来的方针,改革的方向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策略是可以改变的。在会晤快要结束时,尼克松说:中国的改革由于得到成功,也许可以成为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模式。

1989年10月31日,在邓小平宣布退休前,最后一次会见了尼克松。在这次历时3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后,尼克松评价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卡特说: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

吉米·卡特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之一,在他当政时期,由于毅然决然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他卸任之后.在其回忆录《忠于信仰》中,描述了同邓小平会晤的情况,披露了邓小平当时对一些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

中美两国于1979年l月1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1月29日至31日,时任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应卡特总统和夫人罗莎琳的邀请,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邓小平是新中国成立30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高级领导人。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政府对邓小平这次访问十分重视,破例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规格接待他。当邓小平和夫人一行29日上午10时乘车来到白宫时,受到了卡特总统和夫人,以及美国政府许多高级官员和群众的热烈欢迎。此时,有着179年历史的白宫分外整洁,南草坪进行了节日的装饰。约1000多名欢迎群众挥舞小型的中美两国国旗,向卡特总统和邓小平欢呼、鼓掌。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邓小平对美国的这次访问,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忠于信仰》中这样回顾邓小平:

在几次既愉快又富有成果的会谈中,我们还讨论了另外一些问题,有几个是非常机密的问题。邓小平在访问国会时,谈话生动幽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看来中国人懂得如何既表现出沉着的自信心和对自己国家的自豪感,又不显得骄傲自大。

在我们最后一次会谈时,我们签署了领事馆、贸易、科学技术、文化交流等等协议。当时,有人问他:“我们当初决定实现关系正常化时,你在国内有没有遇到政治上的反对势力?”当邓回答“有”时,人人都侧耳听他怎么说。他停了一停之后说道:“在中国的一个省——台湾——遇到了激烈的反对。”

后来,卡特在他的私人日记中这样写道:“邓小平的来访是我在总统任内最愉快的经历之一。对我而言一切都很顺利,中国领导人似乎也同样愉快。”卡特还这样描述邓小平:“聪明、强硬、机智、坦率、勇敢、有风度、自信且友好。”

1987年6月29日,卡特应邀访问中国,相隔6年再次与邓小平见面。邓小平在同卡特的交谈中透露了中共十三大的准备情况。他说,党代会在政治上将重申1978年以来的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我们不但要继续实行改革和开放政策,还要搞得更勇敢一些。”邓小平说:“党代会将把政治体制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加强民主和法制两个方面。至于民主,我们不能照搬贵国的民主。如果没有安定团结的环境,我们什么也干不成。因此政治体制改革一方面讲社会主义民主,另一方面还要讲社会主义法制。”会见结束时,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卡特的一件礼物——他撰写的回忆录《恪守信念》。

基辛格:他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197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原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后担任尼克松政府的国务卿,并在水门事件之后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此职。作为一位现实政治的支持者,1969年到1977年之间,基辛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了中心作用,并在中美建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75年10月19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北京,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当时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也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议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美国学者傅高义著的《邓小平时代》中对此有这样的描述:

在这期间,邓小平正接受着批判,曾被批准暂时从受批判当中脱身,因为他要跟亨利?基辛格,后来又跟吉拉德?福特总统谈判。为了给福特总统访华做准备,10月20日至22日,邓小平与基辛格举行了3天漫长的会谈,就国际局势交换意见。邓小平几乎没有让基辛格说开场白,就逼着他在关键问题上表态:你们卖给苏联多少粮食?你们给了苏联多少美国现代设备和技术?你们如何评价赫尔辛基会议(美国在这次会议上力促西欧与共产党阵营搞缓和)?邓小平然后讲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张伯伦和达拉第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政策的经验教训:由于英法两国向希特勒最初的侵略示弱,导致了希特勒进攻西方。他奉劝说,为了阻止威胁,必须做出强硬反应,而现在美国却在示弱。他说,苏联现要比美国和西欧加在一起更强大。苏联有两个弱点:它缺少粮食和技术,而美国在这两方面施以援手,帮它克服自己的弱点,这只会增加苏联攻击的危险。周恩来曾被指责为对美国太过软弱,而当这次会谈被汇报给毛泽东时,他很难找到以同样的眼光看待邓小平的证据。

在与基辛格就全球问题举行的漫长会谈中,邓小平不断重提美国从越南撤军后苏联形成的威胁,一再向基辛格施压,让美国对苏联的威胁做出更强硬的反应。当时,无论基辛格还是他的任何助手都没有觉察到邓小平正承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基辛格从会谈的情况断定,由于毛泽东当时病得不轻,无法过问具体的或持续性的工作,现在“邓小平是关键人物”。

后来基辛格在他的《基辛格〈论中国〉》中讲道:邓小平这个人坚强自信,后来我知道他正在受到批斗。尽管那时他已经受到伤害,但没有写在脸上,仍然为中国的大事据理力争,他真的太咄咄逼人了。

布什也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布什特别注意到:“邓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他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

布什:他从一个气势汹汹教训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

乔治?布什是继罗纳德?里根之后的美国总统。70年代初,在杰拉尔德?福特担任美国总统期间,曾担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他为促进两国之间的交往,加强中美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1975年10月19日,布什随基辛格一起访问北京,与邓小平进行了3次长时间的会谈,这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乔治?布什曾多次访问中国,与邓小平有过多次会面。1979年4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其中有条款是,美国将继续向台湾出售“足够的防御性武器,使其能够维持充分的自卫能力”。而是时竞选总统的罗纳德?里根发誓要给台湾以“尊严”,包括谋求与台湾建立正式关系。1979年8月22日,布什前往亚洲,会见了“愤怒的邓小平”。布什在回忆录中这样提到这次会面:这是一次特别不愉快的访问。我想让中国放心里根不会实行“两个中国”的政策,但是在会谈中邓小平的助手带来了最新的新闻简报,其中包括一次里根记者招待会的报道。里根在这次招待会上说,台湾是一个国家,美国应当恢复与台湾的外交关系,为台湾的自我防御提供所需要的一切。邓小平说:“他又在搞这一套。”他接着又说:“里根不止一次说过,他支持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不管在其他国际问题上有何观点和立场,假如里根的言论和共和党的政纲得到贯彻,这必将损害中美关系。”邓小平还宣布,如果共和党继续支持台湾,他将被迫起来维护“十亿中国人民的利益”。我尽量软化美国的立场,但邓小平仍然没有消气。

1981年6月,邓小平邀请里根手下的国务卿黑格访华。16日,邓小平在会见黑格时重申:中国希望中美关系顺利发展,但是假如不能正确处理对台售武问题,则可能造成中美关系的停滞甚至倒退。

为了打破中美之间这种紧张关系,布什再次来到中国。他回忆说:

我在抵京后的最初几天发现,北京对售武问题依然态度强硬。随后邓小平请我去谈,会议中邓提议和我去旁边一个房间单独交谈一刻钟,只允许恒安石和翻译在场。一个小时后,我和邓小平达成非正式谅解,后被纳入美国限制对台售武的文件。

邓小平知道已经得到了他所期望的最佳结果:美国不会停止对台售武,但对售武做了限制——而随美国对台售武的减少,邓小平可以乐观地认为,从长远看台湾终将回归大陆。一个多年来像一位军人那样以强硬姿态气势汹汹教训美国官员的邓小平,又变成了一个幽默风趣的合作伙伴。

赫鲁晓夫:邓小平这个人很厉害

尼基塔·谢米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他1918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1929年到莫斯科工业学院学习。1934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1939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2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斯大林逝世后,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当政期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曾先后访问苏联,赫鲁晓夫也曾3次访问北京。在此期间,赫鲁晓夫与邓小平曾有过多次接触。随着中苏两党论战全面展开,冲突日益升级,赫鲁晓夫与邓小平之间有着多次正面的交锋。

1974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1954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是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在该书的第三卷“毛泽东”“人民革命胜利后与中国的友谊”“对华关系风云突变”和“对华关系进一步恶化”4个章节中,赫鲁晓夫详细谈到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由来,谈到了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谈到了他的3次访华,也谈到了他对邓小平的印象。当然,他的回忆录当中不乏对中国内外政策、对毛泽东的攻击。值得提出的是,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交往当中,毛泽东曾多次提到邓小平。

赫鲁晓夫的回忆录中说:“1956年10月英国、法国、以色列对埃及发动战争。他们的侵略正巧碰上了悲惨的匈牙利事件和波兰的摩擦。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我们感到必须与中国保持更加密切的接触。于是我们向北京提出请求,请哪一位中国领导者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制定一个对波兰和匈牙利两国关系的共同方针。于是刘少奇同志来到我们这里,好像中国代表团里还有邓小平和康生。现在邓小平被打入冷宫,我对他的遭遇一无所知。”这是赫鲁晓夫对邓小平的第一个印象。

1957年11月2日,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苏,出席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大会。11月14至16日,参加庆祝活动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代表会议。会议讨论了当前国际局势和争取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中的迫切问题、与会各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问题。但在这次会议上出现了争论。

一天晚上,毛泽东把翻译李越然叫到他的房间里。毛泽东侧身卧在床上,拿起一个苏联信封,他口述要李越然写。写完一看说:“不是要你写中文,是写俄文。”接着,毛泽东又重新给了李越然一个信封,这回,李越然写成了俄文,内容是:“赫鲁晓夫同志:我已经睡了。关于这类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说,我们俩不谈了,好吗?”李越然写完,毛泽东在这个信封上签了名。

原来,赫鲁晓夫和毛泽东第一次共同进餐时,毛泽东将手一划,像分清职责一般,说:“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考虑,他和赫鲁晓夫这两位最高领导人之间不能谈崩了,必须留有余地。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先谈,这样回旋余地大。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这样表述:在代表会议开会期间,我们与许多代表团举行过会晤。我同毛及其随行同志谈了很多。这些会谈看上去极其友好而又令人愉快。顺便提一下,在私下会晤中毛曾给出了对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评语。毛指着邓小平说:“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有前途。”在那次会晤之前我几乎不认识邓。中国革命胜利以前,我国报纸上没有见过他的名字。

通过这次会谈,在赫鲁晓夫看来,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他的同事中“独树一帜”,将头发剪得很短,这种发型在中国恰恰又是被称为“小平头”。长期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和波斯别洛夫,面对他们的谈判对手邓小平,亲身感受到了邓咄咄逼人的才气和勃勃向前的进取精神,不得不报告说:“这个人很厉害,不好谈,他话不多,专抓你要害和漏洞。”

赫鲁晓夫也不得不当面对毛泽东苦笑说:“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撒切尔: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

玛格丽特·撒切尔是战后英国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

1982年9月,秋高气爽、景色宜人的北京迎来了撒切尔夫人。她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英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此外,还为了一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即就香港前途问题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22日下午,撒切尔夫人乘英国皇家空军专机来到北京,西方报纸报道说:“说来也巧,这个日子正值主张‘和为贵’的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孔子诞辰2463年纪念之时,她在丈夫丹尼斯及一大批政府官员和16名记者陪同下,来到这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礼仪之邦——中国。”

撒切尔夫人的访华在1982年6月份的福克兰群岛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后不久。这次胜利使她变得过于自信,这让她的顾问爱德华·尤德等人感到担心。他们并没有强有力地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想让邓小平允许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对香港的主权是多么不可能。英国外交部的两位中国问题专家拍西?柯利达和艾伦?唐纳德为了避免对抗,试图向撒切尔夫人解释清楚邓小平的决心。然而自信的“铁娘子”撒切尔夫人错误地以为,中国拒绝考虑英国在1997年后继续保留主权只不过是一个“可以谈判的条件”。

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和“铁娘子”撒切尔见面了,两人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会谈。撒切尔夫人后来把这次会谈描述为“生硬粗暴”。不过参加会谈的英国官员证实,撒切尔夫人过于夸张了与邓小平之间的对抗,事实上对抗的感觉仅仅来自会谈后撒切尔夫人对媒体的讲话以及中方的反应。据英方参加会谈的人说: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既雄辩又富有魅力,尽管如此,邓小平所拥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小平在开场白中宣布,中国将在1997年收回主权,将支持香港的繁荣,并希望能够得到英国政府的合作。但撒切尔夫人回应说,在英方看来,根据三个条约,香港是属于英国的,这些条约在国际法上都是有效的,只有经双方协议才能做出变动。她说,英国在过去150年里学会了如何管理香港,成效很不错。她又说,只有在做出保证香港繁荣稳定的安排后,才能谈到主权问题;只有英国的统治才能够为香港的繁荣稳定提供保障;没有英国的这种保障,商人不会再愿意投资。不过撒切尔夫人确实做出一个让步:假如能就香港的管理权做出令人满意的安排,她可以考虑向议会提出有关主权问题的建议。因此双方应当通过外交渠道开始谈判,寻求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

邓小平断然拒绝了她的建议。他说,有三个主要问题:主权;中国在1997年后如何治理以维护香港繁荣;中英两国政府如何共同避免在1997年之前发生大的混乱。他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他说他不会做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主权就意味着完全的主权。为了维护香港1997年后的繁荣,香港目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多数法律将继续有效。中国会和香港人民进行广泛协商,制定出对投资者(包括英国投资者)有利的政策。但是,让英国政府或商业界满意也是有限度的。邓小平警告说:“如果港英政府在1997年之前挑起严重对抗或从香港撤走大批资金,中国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另做考虑。”邓小平确实表示,他要与英国合作,他同意双方应当立刻通过外交渠道进行磋商。但是他又补充说,如果双方在两年内无法就主权移交达成满意的协议,中国将单方面宣布自己的政策。

撒切尔夫人与邓小平结束会谈走下外面的台阶时,被一名记者的提问分神,脚下一滑导致膝盖着地。这一插曲被电视镜头捕捉到并在香港的晚间新闻播出,后又在香港电视上反复播出。这个画面给人的印象是:撒切尔夫人受到邓小平强硬姿态的震慑,差点磕了个头,幸亏有身边的柯利达搀扶才没有跪下。

后来,在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她以一种失败者的无奈和依依不舍,追忆了中英谈判的全过程,表达了她对邓小平等中国决策人物的钦佩,并给了邓小平正面的评价,认为他非常直率但并不粗鲁。

来源:《世纪风采》201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