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5月22日，囚禁中的瞿秋白用六天的时间，完成二万言的《多余的话》，此时距离他从容就义仅有27天。他将写作这份绝命之作，称之为“最后‘谈天’的机会”，他要“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正是这些“内心的真相”，无保留地坦露了他涉身人世，投身革命的经历和感受。瞿秋白坦然无私，光明磊落，无情地解剖自己，表现出勇者的胆略和胸怀。

一个最愉快的梦想

瞿秋白1899年1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知书识礼、大家闺秀的母亲是他的启蒙老师。母亲写得一手工整娟秀的小楷，又会吟诗填词。这种特有的文化背景，加上他特有的悟性，瞿秋白自幼便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跟着母亲习字读诗，琅琅上口的唐诗，将他领入文学艺术的殿堂，他尽情地吮吸文学艺术的乳汁，为日后的文学艺术修养和造诣，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他还在父亲和伯父的传授下，学习山水画和金石篆刻。13岁那年，他所作的咏菊诗，便展露出其文学方面的天赋:“今岁花开盛，宜栽白玉盆，只缘秋色淡，无处觅霜痕。”诗意淡雅、境界疏远。更为难得的是，他的名、号：霜、秋白三字都巧妙地嵌入其中。

瞿秋白的父亲瞿世玮除擅长画画山水外，一身别无长物，难以安身立命，全家的生活来源，全仗在杭州做官的四伯父接济。四伯父卸任后，家庭经济急转直下，只能靠典当衣物，变卖金石书画维持生活。寅吃卯粮、债台高筑的凄惨家境，使母亲彻底绝望。1916年春节期间，母亲自杀，以抗议黑暗、无情的世道人心。母亲惨然绝命后，瞿秋白为生计和学业而奔波劳累。次年春，他随堂兄瞿纯白由武昌来到北京，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个教员度过这一生”。可是，惊人的学膳费令他不敢问津。

正巧到了9月，外交部俄文专修馆招生，这是“一个既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学校，他顺利地考进俄文专修馆。三年的俄文学习，他的成绩一直领先。同学沈颖回忆说：“秋白在校每考必列第一或第二名。”他一直自信自己的俄语水平，“讲到我仅有的一点具体智识，那就只有俄国文罢。”此时，他已“能够查看字典看俄国文学名著”，于是，“注意力就大部分放在文艺方面了”。

他读过普希金、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并且，最早向中国读者介绍和翻译俄罗斯文学。他甚至想翻译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复活——》。俄罗斯文学已使他心醉魂迷，为之神往，称之为“自己的家”，凭着他的执着追求和严谨学风，本可以成为一个很有造诣的文学家，本可以在俄罗斯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上取得丰硕的成果。

◆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他中学时的同学李子宽和在北京大学一起学习的金诚夫前往送别，合影留念，左起金诚夫、瞿秋白、李子宽。

但是，命运的安排总是不以个人的意愿为转移。1920年10月，他应北京《晨报》的聘请，以特派记者的身份赴俄国考察。此时，他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他在《多余的话》中说：“我想看一看那‘新国家’，尤其是借此机会把俄国文学好好研究一下，的确是一件最惬意的事。”显而易见，十月革命后的“新国家”，对于像他这样的进步青年，不能说没有新奇感，然而，对他产生最大影响的还是俄罗斯文学。他说：“为着继续深入地研究俄文和俄国文学，我则又不能不到世界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去。”

刚到俄国，他没有改变研习俄罗斯文学的初衷，甚至“误会着加入了党就不能专修文学——学文学仿佛就是不革命的概念，在当时已经通行了”。而恰恰是此时，他于不知不觉中与“文学”割断了情愫。他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参加联共（布）安排的一系列活动。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性变化，使他于不经意中，开始渐渐地淡化和疏离“文学和俄罗斯文学”。起初，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任教，主要教授俄文，并翻译政治理论教材，讲授唯物辩证法和政治经济学，所见所闻所言都是政治理论，“越到后来越没有功夫继续研究文学，不久就喧宾夺主了。”这就是他所说的“从一九二O年到一九三O年，整整十年我离开了‘自己的家’——我所愿意干的俄国文学的研究”。

1922年12月，他离开莫斯科回国，接受中共中央的党务工作。此时，他还能忙里偷闲，参加文学研究会的活动，撰写关于俄罗斯文艺的文章。三年后，他进入中央局，几乎全身心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他开始离“自己的家”越来越远。每每想起，他总是有着隐隐的难以割舍之痛，“当时，对政治问题还有相当的兴趣，可是有时也会怀着文艺而‘怅然若失’的。”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他被米夫、王明排挤出领导岗位，终于从政治事务中摆脱出来，并因养病而去上海与鲁迅相识。在鲁迅的帮助下，他写下大量的论文和杂文，创作了新形式的诗歌和曲艺，翻译了大量的文艺理论著作和俄国作家作品。他庆幸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以实现自己早蕴的“一个最愉快的梦想”：“能够仔细而郑重的、极忠实的翻译几部俄国文学名著。”他本可以放开手脚“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可惜接着就是大病，时发时止，耗费了三年光阴”。为此，他常暗自嗟叹，“田园荒芜，而且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

1935年5月，在国民党军队的监禁中，他自知来日不多，仍然一如往日地读书写作，除写下《多余的话》外，还拟定《未成稿目录》，准备在生命难测的日子里，撰写文学札记和自传性作品。他在完成《多余的话》后六天，给友人郭沫若去信，信中对郭沫若在文学上的建树深表钦羡，而对自己没能在文学上有所作为，深感遗憾，他说：“读到你和许多朋友翻译欧美文学名著，心上觉着有说不出的遗憾。我自己知道虽然一知半解样样都懂得一点，其实样样都外行，只有俄国文还有相当的把握，而我到如今没有译过一部好好的文学书（社会科学的论著现在不用我操心）。这个心愿恐怕没有可能实现了。”

他最不能忘怀、最为之心动的唯有文学，所以，在结束《多余的话》时，竟在文末写道：“告别了，这世界的一切！最后……俄国高尔基的《四十年》、《克里摩•萨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鲁定》，托尔斯泰的《安娜•卡里宁娜》，中国鲁迅的《阿Q正传》，茅盾的《动摇》，曹雪芹的《红楼梦》，都可以再读一读。”

我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五四”运动是瞿秋白初涉政治的历史契机。当时，他正在俄文专修馆读书，好友郑振铎回忆，他“少年老成”，见多识广。所以，“秋白在我们之中成为主要‘谋主’，在学生会方面也以他的出色的辩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使我们的活动，正确而富有灵活性，显出他的领导天才。”俄文专修馆的学生就是由他牵头，参加天安门示威游行和火烧赵家楼行动的。他是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评议部议员。这段经历给他留下难以忘怀的记忆：“‘五四’运动一开始，我就当了俄文专修馆的总代表之一。当时的同学里，谁也不愿意干，结果，我得做这一学校的‘政治领袖’，我得组织同学群众去参加当时的政治运动。”

不久，他在李大钊、张申府创立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里，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和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的文章，开始“对于社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产生了好奇心和研究的兴趣”。当他作为《晨报》记者在俄国工作时，自然要阅读和研究“俄国共产党报纸、文件，调查一些革命事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已给了他深刻、真切的感受，他的参加政治活动便是顺乎自然的事情了。

1921年秋，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国班开学，他应聘担任教员，主要讲授俄文、政治理论和担任翻译。当时，政治理论课的原著多是俄文版，他借助《俄华辞典》，一篇一篇的翻译、讲授，这样，“因为职务的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不得不研究些”。不久，他由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国共产党。次年2月，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年底，他作为陈独秀的翻译，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会后随陈独秀回国。中共中央将三个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和《向导》交与他编辑。1923年夏，他又担任上海大学社会系教授。当时的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人，还少得很”。他便“根据几本外国文的书籍转译一下，编了一些讲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便是如此在中国传输和扎根，他也因此受到全党同志崇敬，成为党内年青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瞿秋白有着驻俄工作的经历，又数次见过列宁，在“以俄为师”的那个年代，自然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回国后，他除以大量的精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外，还担任苏联顾问鲍罗廷的翻译和助手。他的经历、位置和卓有成效的工作实绩，使他在中共“四大”后，与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组成中央局，成为党的领导核心之一，自此，他“就简直完全只能做政治工作了”。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初创的党，经历贫乏，经验不足，党的领袖陈独秀一介书生，难以驾驭日益复杂的党内外斗争局面，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又不断地给中共以过时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指示。于是，党内的政治分歧便是难以避免的事实。

1927年2月，瞿秋白完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由此，他受到党内年青一代的拥戴。时隔不久，中共“五大”召开，陈独秀虽然仍是总书记，“但是，对于党的领导已经不大行了”。到“七一五”汪精卫分共后，“独秀就退出中央”。那时候，没有别人主持，于是，他受中央委托“主持中央政治局”，成为中共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接任陈独秀职位后，也曾引起党内一些同志的误解。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易礼容就曾对共产国际代表文过饰非、不公正地对待陈独秀的做法表示不满，并拒绝在打倒陈独秀的文件上签字。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若飞就陈独秀的错误作了发言，不同意将错误完全归咎于陈独秀一人，并在“六大”上提名陈独秀为中央委员候选人。时隔半个世纪之后，曾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的郑超麟先生在忆及此事时，还不无感慨地说，中共“五大”时，陈独秀已是有职无权，“中央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每次开会，他们三个人唱了一样的调子，最后按他们三个人的意见通过。彭述之被踩在脚底下，陈独秀如同小媳妇。”瞿秋白却另有苦衷，他之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扮着政治家”的角色，实有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我虽然在一九二六年底及一九二七年初就发表了一些议论反对彭述之，随后不得不反对陈独秀，可是，我根本上不愿意自己来代替他们——至少是独秀。……等到实逼处此，要我‘取独秀而代之’，我一开始就觉得非常之‘不合适’。但是，又没有办法。这样我担负了直接的政治领导有一年光景（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

中国革命是那一代共产党人所面临的崭新课题，成功经验的取得，来自实践中的摸索，如同改革开放的今天一样，“摸着石头过河”，错误和挫折自然在所难免。当时，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共时，提出“无间断的革命”的思想，这正迎合党内日益滋长的急躁冒进的情绪。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以瞿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局，开始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恶劣的影响。怎样看待这次“左”倾错误呢？李维汉在《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说：“应当看到，以秋白为首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所犯的‘左’倾冒险主义，不同于因胜利而骄傲起来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更不同于篡党夺权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因为我们是在执行八七会议总方针过程中所犯的错误。”又说，“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也不是他一个人负主要责任，主要责任更在国际代表。”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回忆道，中共“六大”时，“许多同志反对我，也有许多同志赞成我。我的进退成为党的政治主张的联带问题。所以，我虽然屡次想说：‘你们饶了我吧，我实在没有兴趣和能力负担这个领导工作了。’但是，终于没有说出口。当时形格势禁，旧干部中没有别人，新干部起来领导的形势还没有成熟，我只得仍旧担着这个名义”。中共“六大”后，他仍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留在莫斯科。其实，早在一年前，他就萌发退出政治职务的想法，他为不能实际参与革命的军事和组织工作，而只是发发指示，作作论文，“感觉到空谈无聊”，打算“退出领导地位”，可是，“又感到好象是拆台。这样，勉强着自己度过了这一时期”。

在莫斯科清党运动的影响下，中山大学也掀起风潮，中大学生王明在副校长米夫的支持下，诬陷俞秀松等人有所谓“江浙同乡会”的小组织活动。瞿秋白等人经过调查，“觉得互相攻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所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奉为‘打倒’对方的理由。”他采取如此态度，无疑是引火烧身，米夫和王明因而批评他为“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庇护者”。接着，他的弟弟、中大学生瞿景白突然失踪。他在有理难辩、欲说不能的情景下，只能将忧闷和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

◆图为瞿秋白从德国返回莫斯科时与夫人杨之华及女儿瞿独伊合影。

1930年8月，瞿秋白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也受命来到中国，并一手操纵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亲手扶植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领导岗位。他在《多余的话》中说：“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共产党四中全会开除了我的政治局委员之后，我的精神状态的确是‘心中空无所有’的情形，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这次全会，把他的错误无限上纲，反复批判，轮番纠缠。他诚恳地给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表明承认错误的真实心情，甚至在政治高压下，说了一些违心的话。这正是他在《多余的话》中所反复检讨的“真正的懦夫”的个性所在。在与王明之流的“阴谋家”周旋时，他不愿与之沆瀣一气，只得虚与委蛇，“工作是‘但求无过’的态度，全国的政治形势实在懒得问。”“老实说，在四中全会之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

对此，他常常扪心自问，惴惴不安，为什么自己不能“认真的为着自己的见解去斗争”呢？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他作为一个“读书的高等游民”，身上还有着浓重的“文人必然的性格”，“优柔寡断，随波逐流”，“往往连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做的是什么”。他的满身的书卷气，已销蚀了政治家的手腕和策略，他清楚地意识到，“根本上我不是一个政治动物”，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他与政治太疏远、太陌生了。

我渴望甜蜜的休息

瞿秋白“从一九一九年就得了吐血病”，在俄国工作期间，俄国正在试行新经济政策，物质生活资料匮乏。在饥饿和疾病的折磨下，他因营养不良和劳累过度而病倒，医生诊断他的左肺有病，并建议他回国治疗。可是，他放弃不下莫斯科东方大学的工作，仍然带病备课、讲课。好友曹靖华曾回忆，瞿秋白“讲课时，有时累得面色苍白，连气都接不上来”，但“还是诲人不倦地讲着”。终因病情恶化，不得不住进莫斯科高山疗养院。在这里的一个多月，他虽然躺在病床上，却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工作。曹靖华经常来看望他，每次来都见他“躺在床上，床头没有台灯，就把吊灯拉到床头，拴在床架上，俯在枕上写文章”。

1922年1月，他带病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他的肺病复发，整日高烧不退，并有血痰出现，于是，又住进高山疗养院。他在病中和病后，写了许多文章，由莫斯科寄给北京《晨报》，《晨报》以《莫斯科通信》专栏予以发表。年底，他回到国内，担负的工作更加艰巨而繁重，这样，他的肺病便“一直没有好好医治的机会”。“肺结核的发展曾经在一九二六年走到非常危险的阶段，那年幸而勉强医好了。可是立即赶到武汉去，立即又是半年最忙碌紧张的工作”。

八七会议后，他的担子更沉重了，每天的工作日程安排得满满的，除了要撰写大量的理论文章外，还要开会，找人谈话，“精神的紧张自然是很厉害的，往往十天八天连续地不安眠，为着写一篇政治论文或者报告。”他不堪负荷，神经衰弱，夜不成眠，有时睡到半夜，也会突然从床上跳起，而口里却不住地淌着涎水。他对夫人杨之华说：“我只有丝毫的精力支持着自己的躯壳。”

“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辎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我在负责政治领导的时期，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欲罢不能的疲劳使我永久感觉一种无可形容的重压。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至于脑筋麻木，停止一切种种的思想。”

他十分形象地描述了在复杂的政治背景下，他的挥之不去的“文人积习”，即天真朴实的个性，加上他的“身体本来不强壮”，以至在政治实践的运作中，欲罢不能、力不从心的艰难窘境。他抱怨道：“我是多么脆弱，多么不禁磨练呵！”尽管他身处逆境，仍然恪尽职守、毫不懈怠。十多年来，“除却躺在床上不能行动神智昏瞀的几天以外——我的脑筋从没有得到休息的日子”。“这连续十几年的不休息，也许是我精神疲劳和十分厉害的神经衰弱的原因，然而究竟我离衰老时期还很远”。

六届四中全会后，他在上海治病时，又回到“自己的家”，写下大量的文章，度过了极其短暂的愉悦时光。他虽已感到“自己的气力也已经衰惫了”，但是，他对文学还是有着“干一干，‘以度余年’的”奢望。可是，1934年1月7日，中央通知他尽快返回中央苏区瑞金，他的奢望终成泡影。此时的中央苏区，王明路线更为猖獗，他被安排“担任了人民委员的清闲职务”，因此，他“不必出席党的中央会议，不必参与一切政策的最初讨论和决定”。这时，他的“身体根本弄坏了，虚弱的简直是一个废人”。他甘愿接受这项“清闲职务”，因为“最主要的是我没有气力再跑了，我根本没有精力再作政治的和社会科学的思索了，Stop。”

◆1930年7月瞿秋白与杨之华在莫斯科留影。

在上海养病时，夫人杨之华随侍照料。离沪时，他曾要求杨之华一同前往，可是，却遭到组织拒绝。党内政治上的排斥异己，竟然连起码的人道主义的情感都丧失殆尽，多病而又孱弱的他又能说些什么呢？他只能苦苦地等待，等待着与“我的之华”相会的那一天，然而，这种期待竟成为永诀。当他在狱中书写这篇《多余的话》时，对自己的夫人充满着深深的思念之情，“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十年的生命。是的，我不能没有依傍。……我不会组织自己的生活，我不会做极简单极平等的琐事。我一直依傍着我的亲人，我唯一的亲人。我如何不留恋？”

这相依相傍的十年，他有过短暂的辉煌，而更多的是长长的灰暗，党内路线斗争的是是非非，已经无辜株连杨之华。他默默忍受，婉言劝慰，以至自己真实的心理状况，“也只露一点口风”。他深自内疚，为没能向杨之华“彻底的坦白”，为自己“精神上的懦怯”，而“觉得十分难受，因为我许多次对不起我这个亲人”。

王明路线给中央苏区带来极大的危害，根据地大片丧失，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他耳闻目睹这一切，是有自己的“独立思索”的，“要完全不问政治又办不到。我就在敷衍塞责，厌倦着政治即又不得不略为问一问政治的状态中间，”但是，“我自己不愿意有什么和中央不同的政见。我总是立刻‘放弃’这些错误的见解。”他在两难境地中难以自拔，在强势压力下身不由己。在敌人的监禁中，他料想生日无多，由此，又有一种超脱感，庆幸自己终能摆脱“政治的纠葛”。“我时常说，感觉到十年二十年没有睡觉似的疲劳，现在可以得到永久的‘伟大的’可爱的睡眠了。”“我去休息了，永久去休息了，你们更应当祝贺我。”

最后的最坦白的话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瞿秋白曾要求随军行动。可是，中央最高三人团还是拒绝了他的要求，将他留在瑞金。中央红军刚刚撤离苏区，国民党即以十万大军实行血腥的“全面清剿”。次年2月24日，他在转移的途中，于长汀县境内被国民党保安十四团二营俘获。4月25日，他的真实身份暴露。敌人如获至宝，将他移押在长汀中学监禁。他身陷囹圄，十分清楚自己生命的最后结局，“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从5月17日到22日，他写完这篇自传体文章——《多余的话》，全文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七节。

他在《多余的话》中透露出这样的心境，即对王明的中央始终处于权威认同、路线质疑的矛盾之中，“雾里看花的隔膜的感觉，使人觉得异常的苦闷、寂寞和孤独。”为了要“顾全大局”，他“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他说，“我始终戴着假面具”，可是，当他面对严重的现实时，又觉得“心上有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总想“说一说内心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知道所写这些，是要被正统的“布尔塞维克”们斥之为“小布尔乔亚智识者的自我分析的脾气”，并推测：假如1930年9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由从莫斯科回国的瞿秋白和周恩来主持，三中全会结束了立三路线错误领导。瞿秋白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对待李立三的错误，他说：“立三路线是我的许多错误观念——有人说是瞿秋白主义——的逻辑发展，……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地负着立三路线的责任。”

他的与人为善换来的又是什么呢？12月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集国际东方部，专题讨论六届三中全会和李立三的错误，参加这次会议的共有11人，张国焘、黄平、蔡和森和李立三参加了会议。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瞿秋白竟成为重点批评的对象。与会的中国同志异口同声地批评瞿秋白：“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反对国际的领导”，“真正小团体的代表秋白同志”。甚至连李立三也批评他，把自己的错误说成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并说，“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十二月国际讨论会，是在瞿秋白不在场的情况下，对他所作的缺席批判。

时隔一个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对瞿秋白施行全面的攻势。这次全会几乎使中国共产党陷于灭顶之灾，它带给瞿秋白就不仅仅是政治的失势，甚至导致他后来的过早夭亡。毛泽东曾说，瞿秋白的被害，是“王明、博古他们有意把瞿秋白当作包袱甩给敌人造成的”，“客观上做了借刀杀人的事”。党内党同伐异的政治态势，把瞿秋白推向政治的边缘，“于是四中全会后……就决定开除我的政治局委员。我呢，象上面已经说过的，正感谢这一开除，使我卸除了千钧万担。我第二次回国是一九三O年八月中旬，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半年长于五十年，这半年的岁月浸渍着屈辱、酸辛的苦水，一向温良恭让的瞿秋白，也不能不表示既委婉而又强烈的抗议和审辩。

“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是的，判断一切的当然是后来者。当你乍一接触到这些发自肺腑的真实话语时，竟然会有一种迷惘之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无可名状的情绪。不过，只要你细心研读和体味，便不难发现，这篇文章可谓是真心可悯，用心良苦。文章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字句，“我本是一个半吊子‘文人’而已”，“文人结习未除”，“我潜伏的绅士意识”，“弱者的道德”、“一个戏子”等等，透过这些尖刻自责的字句，我们恍然大悟，作者正是通过这些字句，对自己进行严厉的道德灵魂的自我鞭笞。

当然，他确实有着一些“懦怯的‘婆婆妈妈’的书生”意气，“向来没有为着自己的见解而奋斗的勇气”，向往的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的过日子”。他对党内斗争已是“十分厌倦了”。党内斗争的残酷性逼迫他“对于政治问题”，“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他已“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思想为思想）”。但是，他又时常地忖度着，如此敷衍、塞责，是与马克思主义“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他常常想，如此下去，“我正是一个最坏的党员”，处此尴尬的两难境地，必然塑就他的相互矛盾的二元人格。

当我们理清了上世纪30年代党内斗争的复杂背景，当我们了解了作者所处的地位和境遇时，我们便会对《多余的话》中谜一般的语句所表现出的情绪和怨叹，具有了认同和理解的充足的理由。

就义前，他在给郭沫若的信中说：“历史上的功罪，日后自有定论，我也不愿多说，不过我想自己既有自知之明，不妨尽量的披露出来，使得历史档案的书架上，材料更丰富些，也可以免得许多猜测和推想的考证功夫。”他之所以写《多余的话》，就是要给后人以真实的历史，而自己并非在意于“历史上的功罪”。他明白，这些“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定然会成为“历史的纠葛”，以为“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所以，他必须郑重声明：“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时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他的这首绝命诗富有深远的禅意，就要结束伶俜孤独的心灵独白，回归生命的生生死死的自然之中，他感到超脱潇洒，飘逸似仙。行刑前，他安详平静地对行刑者说：“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后我要大休息了。”他用诗一般的语言，表现出对于生命结束的从容不迫的态度。

“这世界对于我仍然是非常美丽的。一切新的、斗争的、勇敢的都在前进。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那么雄伟的工厂和烟囱，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以前更光明了。但是，永别了，美丽的世界！”

“这美丽世界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我替他们祝福。”

读着这些动人之心、移人之情的语句，我们的心都要为之破碎，我们已没有理由再对《多余的话》提出莫名的质疑，他呕心沥血，苦心孤诣所表示的历史责任心，已是不言而喻的了。

（文中引文除标明出处外，均引自《多余的话》，见《多余人心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