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于《国家人文历史》杂志总第143期
“一二·九”运动之波澜壮阔大概是民国学生运动史上之最，它不仅指发生在1935年12月9日的示威游行，还包括“一二·一六”及1936年“三三一”等几次大型示威，一系列救亡学生运动，余波持续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活跃于政坛或学术界的中流砥柱，履历中大部分都有“一二·九”痕迹，如经济学家顾准，外交家龚澎、黄华，文学史家王瑶，科学家钱伟长，清华校长蒋南翔，北大校长陆平……1935年他们正在北平上大学，国家危亡之际，即使“书呆子”也受到感染，离开冷板凳走上街头。
学运高潮退去，青年领袖们选择了不同的方向。一位美国华裔科学家晚年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一点也不出色。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一二·九”之后奔向延安的清华1934级学生韦君宜感慨道：“他说的全是事实。我们这个革命队伍里有好多当年得奖学金的、受校长赏识的、考第一的，要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当非难事。但是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义无反顾。把我们的聪明才智全部贡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无论治学从政，特殊的经历使他们一生带着理想主义色彩，与一般的政治家和学者气质不同。他们被称为“一二·九”一代。
北平学生或比中共中央先读到《八一宣言》
1935年何梅协定签订后，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东北，中国将亡国等传言纷纷。国内民族主义高涨，尤其青年学生，无不同仇敌忾渴望抗日。国民政府认为开战条件不充分，一味忍让，压制抗日言论，更不允许民众组织抗日活动。社会氛围压抑到极点，黑云压城。“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
“一二·九”爆发前后，中共在北平势力很单薄。大革命失败之后，华北地下党组织屡遭侦破，至1935年，北平不过有党员十来个，共青团员二十个左右。国民政府对高校管控严格，北大校址位于王府井附近的沙滩红楼，在当局眼皮子底下，中共不易渗入。清华燕京地处今天的西北四环，属于远郊，左翼组织得以发展。燕京有黄华、龚澎等，后来都成为周恩来手下外交干将。清华主要由中文系学生蒋南翔、历史系姚依林、地学系黄诚领导，他们皆是中共地下党员；“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这句名言传诵全国，是学运的招牌广告语。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蒋南翔的手笔。韦君宜说蒋南翔从不对人提起，“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
1935年夏秋，黄河泛滥，北平遍布华北和山东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示姚依林、黄敬等，发动进步学生，组织黄河水灾赈济会，利用这个合法组织搞学生工作串联各校。有学生从北平饭店一楼一位法国人开的法文书店中买到了《共产国际通讯》《共产国际半月刊》两本杂志，从中读到了《八一宣言》。进步学生组织立刻展开行动，一夜之间，教授学生起床都在门缝、脸盆里发现了一张《八一宣言》传单。
《八一宣言》是王明在共产国际起草的，以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名义，号召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内容深得人心。1935年10月首次发表于巴黎报纸，当时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历尽险阻刚刚抵达陕北落脚，11月下旬才和共产国际代表接上头，所以北平学生读到《八一宣言》也许比中共中央还要早。
“冷水冲散学生总比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
救灾工作完成后，赈济会1935年11月18日就地转化成北平秘密学联，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有了基本班底。《八一宣言》的传播为学运做了舆论准备，学联的成立做了组织准备。恰在此时，日本策动汉奸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中央。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平大学校长徐诵明、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联合胡适、傅斯年等教授，联名宣言坚决反对一切脱离中央的阴谋举动。北平学联乘机发动各校学生起来行动，决定于12月9日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在居仁堂办公的何应钦请愿。
活动性质初定为温和的“请愿”而不是“示威”，因为学联对人数够不够展示“威力”尚且信心不足。燕京大学新闻系的张兆麟认为应该先统计一下人数，够800人就上街，学联党团书记、辅仁大学的彭涛是中共党员，他认为不必统计，直接上街喊口号，各校必有内应，一定能超过800人。彭涛意见占了上风，会议决定城外由清华、燕京率领，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沿途发动其他学校。
1935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常早，尤其是12月9日那天的天气，很多人回忆都用了4个字：滴水成冰。9日黎明，北平当局得到消息封锁了各校校门，并扣住燕京清华通往城里的校车。学生们翻墙出校，徒步16里走到西直门，清华燕京多富家儿女，很多人生平第一次走这么多路。军警早已把守在西直门、阜成门等城门，阻止学生进城。
城内已经沸腾，以东北大学为首，师范大学、女一中、镜湖中学、东北中山中学等校学生手臂挽着手臂，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来到新华门广场，提出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何应钦当天前往小汤山不在中南海，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分会参谋长侯成出面勉强应付，劝学生谅解政府困难，读书救国。学生哪里肯听，强烈要求开放西直门让清华燕京队伍进城，侯成推诿不应，现场情绪压不住了。东北大学总指挥宋黎等人商议后宣布，改请愿为示威游行。
示威队伍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经西单、西四牌楼，途中辅仁大学、中国大学、汇文中学、十七中学、孔德中学等校加入进来。队伍到北大门前，高喊“北大恢复五四精神！”“北大起来！”由于策划游行的学联骨干中没有北大成员，北大事先没有接到通知。最先听到门外“叫阵”的历史系学生王德昭打响了红楼课钟，大批学生听到口号和钟声才知道出大事了，顺手扯床单写上标语，纷纷从教室和图书馆中涌出。
游行队伍越来越大，据“一二·九”的组织和参与者们回忆，行至王府井大街已达5000多人，河北监察区官方文件记载是1000多人，胡适称自己当时在现场旁观，见学生“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
在王府井，学生与军警发生了激烈冲突：平津当局调来消防水车，学生试图冲破封锁线，遭遇水龙喷射和棍棒殴打，冷水喷到学生身上很快结成硬壳，一些勇敢的同学冲上去抢夺水龙向军警反击，地上到处是冰碴和斑斑血迹……这一幕被写进历史教科书，写进小说《青春之歌》，在影视剧中不断再现。
平心而论，平津当局在一二·九运动中并不算“血腥镇压”。据北平市长秦德纯记述，12月9日当天他接到日本大使馆武官电话，对方要求派日本宪兵出来维持秩序，秦德纯立刻拒绝，说“这件事我们地方可以负责”。秦德纯下令警察只能劝阻，不得使用棍棒等武器。燕京大学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外交家的柯华回忆，学生进城路上被一大群警察拦住，领头的警察并不蛮横，只是反反复复说我也是奉上司命令，请同学们高抬贵手回学校，但学生往前“哗”地冲过去，警察也就散开了，毫无暴力行为。随着事态逐渐升级，军警开始使用棍棒镇压。王府井距离东交民巷一步之遥，日本使馆已经架起机枪，这是学生纠察队也侦察到的事实。用冷水喷射学生固然野蛮，平津当局的想法是，天寒水冷，一冲即散，总比让学生冲到使馆被敌人用机枪打好得多。学生在游行之前想到了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做了政府开枪的思想准备，惨痛的历史没有在他们身上重演，整个“一二·九”期间，没有一名学生被杀害。
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西直门外，清华、燕京、北平大学农学院等一千多名学生，从黎明站到黄昏，始终未能进城，至晚上5时左右只得郁愤返校。经过一整天斗争，北平城内外的热情都被调动起来了，各校相继选举成立学生自治会或救国会，发动罢课，没能赶上这次游行的学生都要求“再来一次”，北平学联也决定趁热打铁再掀高潮。
殷汝耕冀东伪政权成立后，日方加紧向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及南京国民政府施压，推动“华北自治”。何应钦与宋哲元一面与日方周旋，一面与蒋介石商议成立对日妥协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会原定于12月16日成立，消息传出，北平学联决定于这一天发起第二次示威。
“一二·一六”游行与“一二·九”相隔一周，有充分准备时间，规模更大，组织更完善，多达万名学生参加。北大教育系学生陆平（1960年成为北大校长）回忆，“一二·九”北大是仓促上阵的，很多同学说“五四”北大走在前面，这回太丢人，“憋着很大的气”，下次一定要搞好。16日，全校90%的学生都出去了，校旗、横幅、标语、传单一应齐全。当时流行一种说法，北大学生思想自由，各有主张，如有3个人便无法意见一致。“一二·一六”却全体统一行动，左翼和中立的自不必说，连国民党员学生也上街了。
学联吸取上次的经验教训，指挥学生化整为零，游行中遇到阻挠随时解散，待暗号响起又突然集结，军警四处出击也抓不到主力。遇消防水龙，则迅速冲上前用小刀割破水管，致使水龙无法喷射。城门依然关闭，清华燕京学生齐力撞断了西便门城门铁杠，汹涌汇入城内在天桥会师。宋黎架着北大数学系学生黄敬登上一辆破电车演讲，吸引大批市民。（黄敬原名俞启威，当时是李云鹤的丈夫，也是她的入党介绍人。“一二·九”时李云鹤已在上海改名蓝苹，不久与黄敬分手，后来去延安改名江青。）
柯华回忆，下午5点左右宋哲元调来了他的二十九军大刀队。这支队伍1933年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显神威，《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就是为他们写的。大刀队内部的命令是只能使用刀背不能用刀刃，但刀背砍下来，学生也吃不消，许多人受伤。学生得到市民同情，人力车夫帮忙送学生去医院，开豆腐店的送来热豆浆，还有居民送来热水和大饼。
天津、上海、南京各地学生得知北平学生游行，群起响应。武汉高校和中学几乎没有共产党员，进步教师和爱国学生不少，以武大为领袖，各校在武汉三镇游行示威，声援北平。
“学生们尝到权力的滋味，欲望恐怕难以满足”
1935年12月下旬，南方各校在当局和校方劝导下结束游行恢复上课，但北平在学联领导下坚持罢课。清华校长梅贻琦劝学生爱护学校，学生说：“校长啊，我们爱校但更爱国家！”清华中文系1934级学生王瑶回忆，闻一多让学生不要闹事，他和同学们一起用力跺脚表达抗议。
北大学生会成立纠察队，戴着白袖章阻止想上课的老师和同学，一些理科同学被纠察队从实验室揪出来不许做实验，学运领袖们晚年回忆时也感到当时做法极端。化学系1933级学生姚震江回忆，纠察队特意派了文学院同学把守理学院，理学院同学把守文学院，“以免人熟拉不下脸来”。1936年1月4日早晨，纠察队学生爬上北大红楼钟塔，把打钟的绳子盘上去，不让工友敲响上课钟，被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制止。陆续有学生赶来上课，周炳琳招呼他们进教室，但都被纠察队阻拦了。不一会儿胡适到场，见状十分恼火，大叹“对牛弹琴”，学生齐声说“你才是牛”。半小时后蒋梦麟赶来，一怒之下冲上去撕姚震江的纠察队袖章，被姚推开，师生二人对骂“你打人”“你混账”。姚震江回忆，蒋梦麟气得浑身颤抖，胡适赶紧把他搀扶上楼去了。
北大历史系学生孙思白说，胡适有股拧劲，“对付学生上更直截了当”，不管学生怎样反对他，他永远长篇大论强调“读书救国”。在号召复课和提前放假的全体师生会议上，胡适自告奋勇上台讲话，学生在下面发出阵阵嘘声轰他下台，许多学生描述他当时的动作是“两手拽着挂在脖子上的长围巾的两端，一面说，一面舞”。20年前红透高校的超级偶像，此时已是“进步青年”憎恶的对象。不仅胡适，“五四健将”罗家伦、傅斯年也是坚定反对学潮的“保守”教授。“一二·九”一代在运动中打着继承“五四”精神的旗号，但“五四”一代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甚至唾弃了。
外界历来认为北大以“五四”为光荣传统，盛赞蔡元培开兼容并包之风气，但蔡元培恰在“五四”之后一度辞去校长之职。他说：“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蒋梦麟受蔡元培之托接过了代理校长之职。他自述：“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转变为学术中心了。”如果“一二·九”又把学术中心变成运动漩涡，是他绝不愿看到的。
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
北平学潮震动南京，蒋介石宣布于1936年1月16日召全国学校领导和学生代表“晋京聆训”，听取学生意见，告知政府处境和对日政策。北平学联认为“聆训”会使学潮平息，应该阻止这一活动，并决定按照中共北平市委指示，派学生南下农村宣传抗日救亡，与工农结合，扩大学运影响。学联在燕京大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大会，进行投票，结果出乎学联领导人的意料，大部分学生赞成去南京“聆训”。执行主席郭明秋情急之下宣布休会，与黄敬等商量对策。会议再开始时，改变投票规则，不按人头而按一校一票重新表决，结果赞成南下宣传者占多数，决议通过。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兵分四路出发，清华男生组成了一个自行车队，副队长是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钱伟长。多年后钱伟长还对人津津乐道，他和夫人孔祥瑛是“一二·九”做的媒，他们是12月9日在街头游行时认识的。
南下宣传队的主要宣传方法是唱歌和演剧。对今天的年轻人提起“一二·九”，他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大合唱。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高校组织纪念“一二·九”的歌咏活动，逐渐成为传统，全国各地几乎所有大学中学都会在12月9日这天组织合唱比赛。“一二·九”的确与大合唱渊源很深。“一二·九”爆发之际，正值救亡歌咏运动发展至高潮，歌咏和“一二·九”互相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救亡歌咏运动起源于20世纪30年代，为重整文化宣传阵地，中共地下党联合进步人士，发起了一系列左翼文艺组织和运动，如著名的左翼作家联盟、戏剧家联盟、电影小组。音乐方面，聂耳、贺绿汀、任光、安娥、吕骥、冼星海等人创作了大量通俗的革命和救亡歌曲，《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松花江上》《大路歌》等即诞生于此时，至今还在传唱。这些歌曲大多先是作为电影配乐，借助银幕、广播传播，旋律朗朗上口，歌词充满爱国热情，很快流行开来。左翼音乐工作者从1935年开始发起救亡歌咏运动，深入群众组织歌咏团，更使这些歌曲红遍全国，几乎人人会唱，尤其是青年学生歌不离口，每逢聚会、集体活动，都会自发大合唱。
在游行队伍最前列执掌清华门旗的赵俪生晚年回忆“一二·九”时写道：“一定得提到‘歌’。真是歌之力量大矣哉！很多青年参加革命，都是从唱歌开始的……以我来说，朋友们一致说我是身上连一粒音乐细胞都没有的人，但所有这些救亡歌曲我都会唱，而且五六十年后，有时仍可引吭高歌，足见其时代魅力之大。另一首歌，其中有三句云：我们的歌声唤醒了城镇，也唤醒了偏僻的大小村庄，这歌声给我们巨大的力量……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常说，抗战是唱歌唱出来的；又说，抗战胜利是救亡歌曲的果实。这些话听起来‘玄’，但其中的意思没有错。”
唱什么歌是很有讲究的，南下宣传团就因为对唱歌意见不统一发生了分裂。学生们在农村反复唱两首歌：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时事打牙牌歌》和苏联的《工人歌》，其中有一些宣传共产革命的歌词，如“苏联本是共产国，自由平等新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涂黑我们的脸”等。这些歌词农民听不懂，燕京大学一支小分队提出，“赤化”宣传跟抗日有什么关系，不要再唱。左翼同学与之发生激烈争论，从国际形势辩到世界观价值观，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燕京小分队决定退出宣传团返校，黄华给他们送行送了十余里，和平分手。燕京新闻系的陈翰伯后来反思，现在看来当时唱这些歌确实不妥当，属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残余。两个月后的“三三一”游行因为唱《国际歌》，又引发许多学生当场站起来退席，说此歌与抗日无关。
左右派学生的文斗武斗
1936年2月，各校相继开学。清华开学后拟补考去年底因学生运动而耽误的期末考试，学生以准备不及要求延期，黄诚率“救国会”在教授楼下高呼免考口号，张奚若、俞平伯、冯友兰、朱自清、闻一多、潘光旦等60余名教授愤而辞职。此事激怒了想好好学习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史学家的何炳棣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组成“护校会”，通电全国各机关和学校，要求严惩“救国会”，还到北平地方法院控告黄诚、钱伟长等12人。“护校团”被“救国会”骂为国民党特务学生，何炳棣辩解说，“护校团”百余人，仅六七人为国民党同学，其余大部分是东北流亡同学，他们千辛万苦考入清华继续学业，渴望用功读书，反对闹事。
1936年3月中下旬又发生“三三一抬棺游行”，起因是学运中被捕的十七中学学生郭清病死狱中，学联党团开大会追悼郭清，一些学生抬着一口空棺材上街游行示威，结果被逮捕50余人。一些中学发生殴打“反动校长”事件；各校内讧严重，进步学生与保守学生大打出手；1936年初被校方派往南京受蒋介石接见的学生代表回校后受到学联打击排斥，甚至宿舍被捣毁，行李物品都被扔出门外。
这些激进行为受到社会舆论批评，学联运动渐失人心，引起中共中央重视。1936年3月，刘少奇奉中央委派主持北方局，开始直接领导平津学生运动。他批评北平学联的“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纠正一二?九运动爆发以来的一系列“左倾”现象。
学运方针开始发生变化，对右派学生也不再动辄骂“反动”或“汉奸”，而是主动联络争取共同搞抗日救亡活动。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学联给蒋梦麟、胡适等写信，对五四先驱表示敬意，检讨过去的不妥行为。1936年6月13日，学联组织了一次和平游行，把“一二·九”时“打倒卖国贼宋哲元秦德纯”的口号改为“拥护二十九军武装保卫华北”，游行队伍畅通无阻，几乎走遍北平所有主要街道，没有受到任何军警干扰。
这时，学运领袖内部又发生分裂。重视上层统战的被称为“元老派”，重视发动群众的被称为“少壮派”。“元老派”以清华徐高阮为首，强调一切服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少壮派”以蒋南翔为首，强调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要保持独立自主。徐高阮已经是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纷争引起中共北方局高度重视，彭真亲自到清华住了3天了解情况。1936年10月，上级指示成立学生工作委员会，蒋南翔任书记，以便加强中共对学生运动的领导，更好地贯彻党的路线和政策。工委试图争取徐高阮回心转意，但他坚持辩论，刘少奇让他到延安去解决，他不肯去，最后被开除出党，其他元老派或被开除，或自动脱党。
学生中的左右纷争并没有平息，终至1936年底发生何炳棣所谓“清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群殴”。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左派学生听闻蒋介石被抓，欣喜若狂，纷纷跑去吃馆子庆祝，有学生想上街游行喊“杀了蒋介石”的口号。蒋南翔按住了大家。事后他说，在校车上听到同学议论纷纷，大部分人说如果杀了蒋介石可就天下大乱了，当时他就感到杀蒋的口号不符合群众要求。12月25日传来蒋介石平安离开西安的消息。那天正是圣诞节，清华学生放鞭炮庆祝领袖脱险，黄秋耘回忆，他和几个左派学生想不通这个结果，气得跑进城里喝了几斤老酒，在澡堂里用大毛巾蒙着头睡了一天。但校园中炸开了锅，左右两派因对事变结局心情迥异，在大礼堂发生争执，打了起来。参与斗殴的两派学生都被校方记过，右派由何炳棣“领衔”。
1936年末，在全国颇有影响力的《大公报》笔杆子王芸生连写6篇文章谈对学潮的意见，统称“六寄北方青年”。他的核心观点是“读书救国”和“学生不党”：“读书是学生的本分，政治运动则是偶然的触发。我不反对学生参加政治运动，但要纯真。像五四和一二·九，再像当前的大问题爆发的时候，青年学生起来做卫护祖国的呐喊，纯洁真挚，那是万分应该的。但一流于形式化，经常地做党派斗争，那便坠入魔道了。”他奉劝学生不要错过读书的光阴，变成学术的低能儿，那样对民族国家的损失太大。
王芸生的文章引发热议，左右派青年褒贬不一。当时有两名青年的回应文章最具代表性，一是化名为吴姓同学的22岁的顾准，一是清华学生会领导人之一王永兴（当时名为黄刊）。
顾准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划为右派，其实早年他的思想也很左倾。一二·九运动爆发当天，顾准正在北平，他已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考虑到秘密工作需要掩护身份，在现场旁观没有参加游行。顾准的文章质疑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观点，为苏俄和共产党辩护。王芸生在回应文章中颇具意味地说：“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
王永兴文章题为《北方青年的回响》，引起轩然大波。他批评左派青年狭隘宗派幼稚，过分幻想短视；右派青年对政府盲目信赖，轻视民众，双方都有罪于国家。“北方青年完全失去了他们应有的态度，完全失去了他们对于国家应有的贡献。”他赞同王芸生观点，提出知识应该成为青年救国的武器。王永兴就此淡出学运，《回响》一文直到20世纪80年代纪念“一二·九”时仍被定性为“反动文章”。
他们都老了，各自奔天涯
彭真在1949年纪念“一二·九”14周年时演讲道：“‘一二·九’的学生们好比一大把种籽，有的是生根结果了，也有一些人开了花没有结果，堕落了或者不知飘流到哪里去了。”
“开了花没有结果”的，自然是指那些中途告别革命的学生。其实他们在其他领域也结出硕果。如著名的“一二·九叛徒”徐高阮，1949年随傅斯年去台湾，任职于“中央研究院”，成为胡适得力助手；王永兴师从陈寅恪，后来成为著名隋唐史和敦煌学专家；1935年12月9日打响红楼课钟号召北大学生游行的王德昭，1947年赴台湾任教，后来成为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清华中文系王瑶在“一二·九”之后入党，但不久又脱党，转向学术，成为文学史家，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他到北大中文系任教，培养了钱理群、陈平原等学生。
还有一些人，并非彻底告别革命，但始终徘徊于组织之外，最典型如赵俪生。“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启发他申请入党。赵俪生考虑了几天，对蒋南翔说，列宁曾批评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但在肃反时助他逃往西欧，感叹他是“多么精致的知识分子”。赵俪生觉得自己有点像马尔托夫，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从那以后蒋南翔就不再去找他了。赵俪生后半生在兰州大学执教，1958年划为右派，在农场劳改险些丧命。“文革”结束后，他培养了秦晖、金雁等著名学者。
更多的“一二·九”骨干成为职业革命家，有的付出年轻的生命。很多学生回忆，“一二·九”的骨干都是高才生，是用功的学生，因为不用功在同学中就没有威信。何炳棣虽与左派学生数次冲突，但他承认政治活跃的同学中确不乏真正干才，比如黄诚，“手笔快，口才好”。黄诚参加了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被害。
每个群体的革命之路都是坎坷的，但理想主义的“一二·九”一代尤甚。延安整风运动中，“一二·九”被说成“国民党的红旗政策”，大批从城市投奔延安的青年知识分子被打为“特务”，包括韦君宜的丈夫杨述。1943年审干结束，蒋南翔上书中央，说用搞运动的方式审干和歧视知识分子干部是错误的。结果蒋南翔被发配到东北做宣传工作，直到1985年中央组织部才明确他当时提的意见是正确的。1952年院系大调整后，蒋南翔回母校清华大学任校长，一心一意提高学校学术实力，为保证生源质量力阻工农兵大学生政策。当年的左翼学运领袖，被称为“老右倾”“老保守”，“文革”中被打倒。“一二·九”时清华女同学带头人孙兰（原名韦毓梅），后来成为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文革”初期跳楼自杀。韦君宜在“文革”后知道她的死讯，写道：“我想起‘一二·九’运动，首先就想起了你。你的最后结局显然与当年的豪情壮志完全联系不上。”
1981年，韦君宜在杨述《一二·九漫语》的序言中写道：“什么人也都曾有过自己青春年少的时代，也曾‘常见男生追求女生，又看电影又滑冰’。而同时，它又告诉我们，年轻人如何自然而然地、英勇地走向斗争，抛开家庭，离开学校，舍弃生命……这老一代人究竟为什么这样坚执？这样受了无数的苦仍然踏实于共产党？……因为他们经历过这样的历史。”
一切缘自1935年那个义无反顾的冬天，韦君宜在延安遭遇“抢救”运动后，把最初的美好写在诗中：“那好比一个暖热飞腾的梦（可怜那个糊涂梦）/北方十二月雷霆/给我们/闪一条迸火花的路径/前门大街抢水龙/门头沟去宣传矿工/……忘不了的是年青朋友/忘不了生物馆里的雄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也不是不知道/平安岁月 锦片前程/眼前放着 想拿就行/可是老高（注：高承志）说的好：/‘我们/是自觉的/给我们的阶级挖坟。’/眼睛上能看清/锄头上使狠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