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闻天、毛泽东、林育英等最早提出:迫蒋抗日
1936年8月30日,张闻天、毛泽东和林育英等在致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的电报中,第一次提出:“迫蒋抗日,造成各种条件使国民党及蒋军不能不与我们妥协,以达到两党两军联合反对日本的目的。”次日,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说:在目前的形势下,“抗日反蒋”的口号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8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明确指出:“中国最大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抗日反蒋并提是错误的。我们从二月起改变此口号。”“你们不要提出‘打倒中央军’及任何中国军队的口号,相反要提‘联合抗日’的口号。”张闻天认为: 从蒋介石不承认满洲国,并派人与我们联络谈判等,可以看出“蒋介石正在动摇走到抗日方面来。”所以,在9月15至1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说:“从前是把抗日反蒋并提的,这是错误的。”“现在我们应该根据八月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和国际指示来把抗日反蒋的口号修改过来”,“对蒋的进攻,我们应站在自卫的立场来反对进攻。”毛泽东也在会上强调:“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加紧对南京以外各党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我们改倒蒋为批蒋,改反蒋为联蒋”。
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保安接受斯诺的采访,回答所提中共改变政策的原因时说:“主要有三个因素影响这种改变,第一是日本的严重侵略,如果不同国民党合作,我们对日抗战的力量是不够的;第二,中国的民众和许多爱国的官员都渴望国共两党为抗日救国而重新合作;第三,国民党内的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也赞同国共重新联合。”
蒋介石在顺利地解决两广事件后,以为也可一鼓作气解决共产党问题。他让早与中共就合作抗日进行接触与谈判的曾养甫转告:中共“应于此时放弃过去政治主张,并以其政治军事全部力量置于统一指挥之下。”中共对如此苛刻的条件,仍以民族大局为念而妥协让步。毛泽东表示:“照蒋介石处理广西的办法,我们是可以接受的。这也就是红军基本不动,服从中央,改叫国民革命军”。
其实,蒋介石的谈判只是个幌子,彻底消灭红军才是他的真实目的。12月1日,他率领众多军政要员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17路军的“剿共”战争,以彻底“解决共产党问题”。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的所有奔走和努力都将前功尽弃,其肇事者就是蒋介石。当日,毛泽东、朱德等十九位红军将领致书蒋介石,谴责他调集胡宗南等部共二百六十个团进攻红军和苏区,仍寄希望于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说:“吾人诚不愿天下后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乃蒋介石也,而愿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者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蒋介石没有幡然悔过,立地成佛。这也不打紧,时势的发展会逼他成佛。张学良、杨虎城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武力扣留了蒋介石及其随行的军政要员,中止了酝酿已久且成竹在胸的“剿共”战争。
张闻天: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和本质都更充分
1927年的“四﹒一二”到1936年的双十二,不到十年的时间,蒋介石对共产党诋毁、通缉、追捕、杀戳,硬是将中共中央机关从上海赶到偏远的江西瑞金。接着,又大动干戈,调动重兵,天上飞的,地上追的,对红军一次一次的围剿,红军不得不实行战略转移,即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历经千难万险,斩关夺隘,才来到陕北,蒋介石还是不放过,又亲自督战,非要在“最后五分钟”彻底剿灭共产党。
在“清共”的屠刀下,中共牺牲了许多象恽代英、蔡和森、彭湃、邓中夏、林育南等精英;在“剿共”的炮火中,无数天真烂漫的工农子弟,被炸得血肉横飞,抛尸荒郊野外。那些淌过龙潭虎穴、九死一生的共产党人,在得悉致他们于腥风血雨中疲于奔命的生死怨家,如今已成笼中鸟,怎能不高兴,可谓“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出现“审蒋”乃至“杀蒋”的呼声,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正是在这种氛围中,13日凌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首先发言指出,这次事变是革命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是有积极意义的。我们对这次事变应明白表示拥护。但是,毛泽东又说:我们的前面“摆着很多道路,也有许多困难。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蒋介石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
考虑到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已形成三位一体,与会者大多同意这样的意见:一、“以西安为中心”,成立一个实质性政府,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二、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张闻天针对“审蒋”、“除蒋”和“以西安为中心”等,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目前的形势下,“不要急躁”,否则会“自己造成自己的困难。”
张闻天在当时确属少数头脑清醒的领导者。事件来得突然,中共且又与蒋介石存有那么深的历史宿怨,情绪的释放,过激的言词,都是情理中的事。毛泽东在次年1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也承认:“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审判,是不对的。”
在经过六天的深思熟虑,到了19日,就如张闻天所说:“在六天中,这事件的现象与本质都更充分”。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前一份为毛泽东手笔,后一份为张闻天手笔。《通电》为公开发表,文中已尊称“蒋介石先生”,显然已放弃“审蒋”、“除蒋”;《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当日,毛泽东还电示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20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让派人去胡宗南等黄埔系将领处,表示“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之条件”。蒋介石在与周恩来会谈时,态度明显改变,愿在“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前提之下,“停止剿共,联红抗日”,在他回南京后,周恩来仍可与他直接谈判。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作为一个转折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显现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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